我的前半生写自传与献“宝”

写自传与献“宝”(1)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园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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