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我只想到死

我只想到死(1)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

　　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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