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白河偷渡

白河偷渡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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