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郑孝胥的理想(2)

郑孝胥的理想(2)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无法办，我也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来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

　　郑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说：“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我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他说：“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那时我还不知道，作为辛亥革命风暴导火线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原来就是郑孝胥给盛宣怀做幕府时出的主意。假若我当时知道这事，就准不会再那样相信他。当时听他说起办铁路，只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问过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我又问他：“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申出来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字），苏龛，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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