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罗振玉的努力(3)

罗振玉的努力(3)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任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历数清朝的“功德”，并以“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为理由，请吴佩孚乘机复辟。他对吴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其实，这时已到了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一九二四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也很简单，敷衍说：“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便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和致罗振玉的一封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接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因为对罗振玉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他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我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位初次见面的“恭亲王”，向我说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我看了他劝我到旅顺的信，自然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了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决无活路。我听了这些话，已经决定随他去大连了，但由于陈宝琛的劝告，又决定暂缓。陈宝琛从日本公使馆得到的消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观。我观望了不久，果然，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在成批地屠杀被指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在这前后时间里，还接二连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那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的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终理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那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时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曾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顺天府文安县知县，候补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于反对罗振玉这个人。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是极个别的，甚至也有人说过“日本推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们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们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再多，结果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允许，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细长的布包儿，对我说：“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地，动手解那个包儿。包儿打开了，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来，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如此不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我心中十分不快，一时烦恼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胡嗣瑗知道了这件事，他坚持说，这决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不相信陈家的仆人敢把它拿到小市上去，但又说陈家的仆人偷出去卖倒是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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