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的柏克利之路(1)

一

　　第一篇　战乱童年

　　田长霖祖籍湖北省黄陂县，出生于书香世家。

　　祖父田庆芬是清末举人，1912年毕业于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曾任贵州贵阳地方审判厅厅长与四川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1914年任四川合川县知事。他是地方政界名人，传说与“四川王”刘湘为结拜兄弟。田长霖的祖父跟外祖父李仲书从小即相识，李钟书也是一位书香子弟，在杭州设“教馆”（私塾的别称），专门教导富家子弟读书时（相当于现今的家庭教师）。因为是大家庭，外祖父也教亲友的孩子读书。

　　外祖父李仲书的学生中有曾伯献（台湾第一届大法官）。陶希圣（著名历史学者政论家）等。后来他在杭州过世，外祖母将他的灵柩移到黄陂。李仲书去世时，田长霖的母亲李润棣年纪还很小，外祖母把她带到黄陂县。

　　田长霖的父亲田永谦三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就去世了。后来田永谦的父亲田庆芬续弦，继母待他很好，但是八岁时，继母又去世了。父亲再度续弦时，田永谦已经不太能适应。田永谦在黄陵县读望各学堂，与李润课成婚后，即前往北京大学念书。

　　田永谦是北大物理学系的高材生，跨进北大校门第一年，父亲田庆芬就过世了。但田永谦并未因此而变得消极，反而发愤读书。此后三年，田永谦以高度的自治精神历练自己，25岁取得学位离开大学校门，立志服务社会与贡献国家。田永谦自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因参加五四运动，曾一度被列在政府黑名单中之后回到湖北，在中华大学教物理。1926年，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帧自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在政治大学教英文，也在中华大学任教。田永谦和吴国帧因此有缘成为好朋友。这份友谊竟持续地影响着田永谦此后的人生。

　　田永谦与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帧共事，先后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在吴国帧的僚属中，他是追随吴国帧最久的一位。1929年3 月，田永谦由武汉财务委员会驻宜昌特派员转而调任汉口市财政局科长。不久，当时身为地政局长的吴国帧奉调为财政局长。之后，吴国帧由财政局长升任湖北省财政厅长，田永谦即任公产管理处处长。1932年，吴国帧升任汉口市市长，田永谦则接任税指稽征处处长。

　　1935年7 月24日，已经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的李润棣，再度临盆。因身在大家庭，孩子多，大腹便便的她仍然不停地忙做家事，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已经破水；李润棣在奶妈的帮忙下，生下孩子，并自己剪断脐带。这个方头大耳、颇有福相的田家第六个孩子，名叫田长霖，喻意为天降甘霖。

　　在父权至上的年代，田永谦对孩子颇为严厉，望子成龙心切，有时情绪不好会体罚孩子，所以孩子们和他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每次田永谦回家，孩子一听到外面汽车喇叭声响起，都会赶快在大门口列队欢迎父亲进门。父亲有时会对他们一一问话，但等他一回房休息，孩子就一窝蜂跑掉了。幼年时代的田长霖跟父亲接触的机会很少，一直到田永谦晚年到台湾以后，才有所改变。

　　在战乱中成长

　　田长霖两岁多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腥风血雨的岁月。自他有记忆以来，周遭环境就一直动荡不安。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包藏祸心，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1938年夏天，日本军队打到武汉，战事日趋紧张。眼看着武汉定发可危，田永谦于是计划将妻子与八个儿女带到重庆，但因人口太多，无法全家一起撤到后方，只好先安排两个大孩子随学校撤走。田永谦自己先去重庆，暂时把家人留在武汉法租界。

　　由于战乱再加上逃难，田家在汉口的家产被迫放弃，全家人因此成了难民。为了家庭的生计，一年后，田永谦离开重庆，带着老大、老二经海防、河内、香港抵达上海；接着，在武汉的田夫人也带着六个孩子安抵上海，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在上海，田永谦离开政府机构，到金城银行任职。这一份收入要负担八个孩子的教育费用，生活得相当艰难。

　　1945年8 月15日抗战胜利，举国欢腾。那时田永谦在金城银行属下的诚军信托公司做事，由于工作表现相当不错，经济情况逐渐宽裕起来。

　　1946年5 月，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吴国帧奉召出任上海市长。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混乱的城市，却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和商业金融城市。当了市长的吴国帧邀请田永谦出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并兼任总管上海财经的上海市银行董事长，日后闻名香江的船王包玉刚当时任上海市银行营业部经理。至此，田家总算在平稳中又渐渐回到宽裕的环境。

　　1948年 4月，徐蚌会战开打，田永谦准备带着家人随国民党撤退。由于家中人口众多，逃难甚为不易，于是他把老六田长霖、老七田长诏、老八田长炜这三个最小的兄弟及长男田绍曾、二女田次南等一行，先从上海经由武汉再送到广西柳州。在金城银行的照顾下，1949年1 月五个孩子到达柳州，田长霖与兄弟曾在当地短暂就学。4 月20日，战火烧到上海，由于情势变化急促，田永谦立刻带同上海的家人直接搭民航队的飞机到台湾，然后他又从台湾转香港再抵达广州，把原留在柳州的儿女全部接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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