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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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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再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作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一九四九年—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凇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指挥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一千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二十七个师,在第二线上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一百三十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做法,选择在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气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一儿四八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耍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机关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二百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十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了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都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各兵团于三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四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了-部分汽船和可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的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井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四十四万三千余人(内起义投诚四万四千多人),我方伤亡十万零五千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己由淮海战役前的四十二万人发展为五十五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乓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乓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四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二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闭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田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第四、第五兵团的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三个军十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祟禧集团。 四月一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四月三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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