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25)

二五

　　【历史的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有下列几点：

　　一、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从瑞金出发，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一九七九年底，我曾向叶剑英同志请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向我们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据我后来看到的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计。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二、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因此，抗日先遣队亟须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未能领导实行这一战略转变。中央虽然原则上向我们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军团阶段，军团的有些领导同志，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以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拚消耗，等等。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当然，在红七军团阶段，我们也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为游击队。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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