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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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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和陈灭全力策划的“党国成败在此一举”的“鲁南会战”计划,给极力推行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严重打击,加深了它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它内部的矛盾和争吵。蒋介石指责陈诚指挥失当。陈诚埋怨蒋介石干涉过多。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飞到济南,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王耀武有口难辩,哀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不久,蒋介石又下令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所属部队。粟裕对此评论说:“薛岳用兵尚属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04页。) 莱芜战役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无可奈何地承认,华东野战军的决策和指挥令他们“寒心”。蒋介石说:“现在匪军往往用佯动突击来欺骗我们国军,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主力的所在”。“莱芜和吐丝口一带作战的失败,匪军能集中兵力,攻击我们的弱点,消灭我们的大军”,“可以说是(国军)最可耻的失败”。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说:华东野战军“作战指导方针正确”,“指挥卓越,捕捉战机迅速”,为了“确保主动,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稍受牵制,集中优势兵力,遂行各个击破,从而主宰了战局”。 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评论,“盛赞华东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及其领导者陈毅、粟裕两将军”,指出莱芜战役取得的空前大捷“已彻底粉碎国民党最高当局企图在山东会战中歼灭我军主力的计划,并使国民党军遭受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因而必然引起对于国民党军是最严重的后果”。陈毅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89页。)华野广大指战员联系解放战争以来的亲身体验,充满信心地说:“再难打的仗,有502指挥,胜利就有把握。” 在莱芜战役的实践中,粟裕不仅再次表现了卓越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而且再次表现了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作风,对莱芜战役的经验迅速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战后召开的华野高级下部会议上,粟裕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他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着重从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上总结了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一次战役中,仅以六十三个小时就俘虏四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六万人左右,我仅伤亡六千余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少有的”。莱芜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加深了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在战略上我们争取了主动权,我们已开始能够调动敌人,使敌人听从我们的指挥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正确”。“在军长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毫不留恋地放弃临沂,北上歼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指出,“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同时指出,“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晚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十二军(其当时部署于胶济路张店,明水一线)也就无法逃跑了。这说明我们不仅要了解敌人的番号,兵力、装备,战斗力及部署等,还应了解敌指挥官之性格特点。如对方是多疑的,我可多设疑兵;如对方是猛将,我们则来一套软的”。 粟裕说,这次战役的重要收获之一,是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在这次战役中,“各兵团首长在山地作战,通信联络困难及超越敌第一线作战等条件下,能按照总的意图,机动灵活、果敢坚决地完成了任务,也是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第一次敌情变化后,如果我们同意截敌后尾,则五万多敌人就不易消灭。正因为我们没有动,敌人就不再怀疑,否则王耀武即使接到陈减再向南进的命令,也不见得就会执行的”。又说,“大兵团作战,各纵队求缴获之心不应过于迫切,而应局部服从全局,个别服从整体”。“在大兵团作战中,往往有的部队很吃力,但缴获很少;有的部队所付代价不高,但缴获很多。因此,在评定战绩时,主要应视对整个战役是谁起了决定作用”。 在关于以后作战和建军的意见中,粟裕强调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加速技术兵种的建设,培养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技术干部,加强司令机关和参谋工作。他说:“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同时要“选择培养和大批提拔有发展前途的新老干部,学习各种武器的不同性能和结合使用的方法,研究对敌人新武器(如坦克、火焰喷射器等)的对策,以期在现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如仍停留在现阶段上,将不能担负起今后更重大的任务”。(《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10页。) 在粟裕的具体指导下,华野特种兵纵队和特科学校迅速组建起来,于3月8日在沂南县苍子坡正式成立。各个纵队也组建了自己的炮兵营,并准备在条件具备时扩建为炮兵团。莱芜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使这些技术兵种在装备上得到充实和加强。 粟裕的《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是在3月8日作的,距离莱芜战役结束只有10多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创造性、预见性,是他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三、打乱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部署,用“耍龙灯”的办法创造战机。 泰山脚下再歼蒋军第七十二师。 莱芜战役和乘胜进行的胶济线作战刚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较量随即拉开序幕,敌我双方统帅部展开了又一回合的谋略竞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内线作战更有利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了要陈粟与刘邓一起于5月转入外线作战的决定,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赋予他们在以后10个月内歼敌40至50个旅的作战任务。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蒋介石集团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兵力,采取主动,在我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因此,他决定采取“空心战术”,在大后方只留下3个正规军,而将95%的主力部队凋到前线,继集结重兵进攻陕北解放区并攻占延安之后,进而集结重兵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认为,“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战区的主力,则其他战场就容易肃清了”。蒋介石这个如意算盘,被称为“黄河战略”。 从3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开始实施他的“黄河战略”。3月13日,发起对陕北解放区的进攻。3月15日,下令“堵黄复故”,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迫使黄河改流豫鲁两省故道,企图切断华东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紧接着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兵力特多,共有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45.5万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总兵力的66%;二是强敌云集,“五大主力”在关内的3个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全部使用于山东战场;三是改变战法,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企图摆脱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而陷解放军于战略战役上的被动不利地位;四是直接指挥,蒋介石坐镇南京统筹决策,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而由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担任主攻。蒋介石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山东,企图孤注一掷,改变全国战局。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又一次错误地估计形势,其势汹汹,志在必得。蒋介石扬言:“陈毅两战之后,元气大伤,钻进沂蒙山,以山大王战术与我周旋。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把他一扫而光!”后来的事实证明,等待他们的是陈粟大军一记又一记铁拳,被一扫而光的是他们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 不过,陈、粟并不急于动手。他们的对策是:持重待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大量歼敌。 从2月底到3月初,陈,粟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5个纵队集结于淄博地区和胶济路沿线,决定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以及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经验,策划和准备即将进行的大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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