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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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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绪的“围剿”动用兵力比罗卓英那次多,持续时间也长,由于粟裕领导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驾驭越来越娴熟,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加上别的一些因素,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了严重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坚如磐石。 粟裕在红七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及浙南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工作期间,由于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种种作法不满和抵制,与有的领导人在工作上产生了分歧,有过多次挨整的经历。晚年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记叙了这些经历,并以求实向前看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说:“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70页)。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中央军区领导人,1948年4月25日他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陈毅说的这段话,既是对粟裕在上述历史时期遭受错误打击的公正评述,也是对粟裕为革命忍辱负重工作高尚品质的赞扬。 八、根据全局形势发展变化,主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周子昆报告毛泽东:“粟裕还在”。 粟裕领导挺进师主力在浙南、浙西南坚持游击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一步一步从东北伸向华北、华东等地。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由“九一八事变”以来逐步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扩大侵略,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寇深祸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尽管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年底进一步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6年12月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早就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又单独活动的粟裕,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密切注视着形势发展,千方百计揣摩和了解中共中央新的精神,以使自己的行动融人全党中心的大局。粟裕率部每到一地,就要大家广泛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一些大城市出版的杂志,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等地搞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看到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了解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马上组织部队学习和宣传,并且发表宣言和公开信,拥护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挺进师每到一个村镇,就把大字标语写到那里,过去写的内容都是“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卖国”,简短几个字,饱含着红军战士的深仇大恨。现在,粟裕让宣传员把书写的大标堵改为“联蒋抗日”。对蒋介石要联合,战士们这个思想弯子可就转得大了,连老乡也感到奇怪,一边看一边悄悄询问:“是不是写错了?”粟裕耐心地给大家讲形势课,进行教育,帮助大家转好这个思想弯子,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上海地下共产党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但那时粟裕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处在闭塞状态。刘建绪对挺进师的“围剿”屡屡失败,格外疯狂。1937年4月,粟裕率领部队转移到遂昌、金华交界地区的门阵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根据地。他们在“白砝岗”搭草篷建营。战士们白天在山上练兵,和群众一起种苞米,晚上下山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有时还跳到外线袭击敌人,很快建立了以门阵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沿铁路线革命根据地。这是继浙西南、浙南之后粟裕率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又一块游击根据地,并根据形势变化,在门阵采取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策,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周围。 1937年9月,金(华)衢(州)平原不时传来消息,有的说:“国共合作了”,有的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真真假假,众说纷纭。粟裕分析形势,认为很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他把刘亨云找来,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刘亨云立即带领1个排出发了。他们身穿国民党军装,大模大样来到龙泉县溪口镇,直往镇公所里走。一个巡官模样的人迎上来,笑着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从哪里来,有什么公干?”刘亨云仰着头回答:“我们是出来剿共的,我是连长,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络。” 那巡官见刘亨云口气不小,看牌牌是上尉军官,哪敢怠慢,连忙讨好地为他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刘亨云拿过话机,打起官腔,哼啊哈呀地问:“报上都说朱、毛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这共还剿不剿?”电话里传出对方声音:“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蒋委员长已向全国下达了全民抗战命令。共军改编为八路军,听从蒋委员长指挥了。” 侦察的情况证实了粟裕的判断,他迅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行动部署,决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和教育。大家听说国共合作抗日了,都很兴奋,觉得1934年7月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到今天就要实现了。粟裕特别告诫大家说:“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一直是工农大众的死对头。现在形势变化了,他不得不接受中央团结抗日主张,但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以防发生意外。”粟裕让人把当地的保长找来,要他把挺进师的抗日宣言和通电送到遂昌县政府,要他们尽快派代表来和红军谈判,以便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遂昌县长接到粟裕送来的信,9月18日便复函同意谈判,并派兵役科长朱镇山为代表去门阵。粟裕同大家一起商定了谈判的原则和条件,特别明确了必须坚持的几个重大问题,指派谢文清为代表出面谈判,自己悄悄坐在一门之隔的房间里静静地听着。 9月19日,朱镇山来到门阵。谢文清客气地把他请到屋里。谈判在门阵一家姓张的村民客堂里进行,中间一张八仙桌,两边面对面坐的是血战10年的死对头——国共双方代表。尽管是和平谈判,气氛仍很紧张,还带几分杀气。谢文清腰里别着手枪,屋外山头上加了荷枪实弹的岗哨。10年血与火的斗争,“围剿”和反“围剿”,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牺牲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大仇未报,血债未偿,今天却面对面坐着谈判合作抗日和改编红军的事来了,粟裕和挺进师官兵个个热血沸腾。但是,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粟裕再三要大家克制感情,冷静处理团结抗日大事。 朱镇山首先提出,现在国共合作了,请粟师长和全体弟兄下山到遂昌城里集中,听候改编。谢文清根据粟裕预定的方案,当即严正拒绝,说:“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但国共合作并不是谁投降谁,当前我们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合作共同抗日。”谢文清提出7早已准备好的三点意见:第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国民政府和军队沿途不得留难;第二,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了打土豪,政府应给予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红军游击队要保持独立性,不进城驻扎。 经过三天唇枪舌剑争论,国民党当局最后答应了挺进师坚持的原则立场和条件,表示欢迎粟师长率部下山。这时部队早已奉粟师长命令,集中在门阵组织学习和练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1937年7月成立的宣(平)遂(昌)汤(溪)工委,也在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为即将开拔的红军游击队筹备给养,缝制新衣。9月22日夜晚,国共双方代表和门阵军民在白沙庙召开联欢会,粟裕特地让人请来了木偶剧团为大家演出。山村沸腾了,乡亲们舞起了传统的“板龙灯”,百多条木板长凳连接组成一条长龙,百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每人肩扛一条板凳,踏着锣鼓点子起舞,条条板凳上都点有油灯,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山间游动,十分壮观。 9月23日,粟裕率领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50多人出发了,官兵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门阵的乡亲。门阵乡亲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红军游击队翻山越岭,避开大道,沿着崎岖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随即一起上路,10月10日抵达平阳北港,和刘英等挺进师新老战友会合。历尽劫难,胜利重逢,刘英和粟裕两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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