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24)_赵忠祥

二四

　　我不知道，如果命运没选定与安排我做电视播音员，如今我会在哪里，会在做什么工作，是比现在更精彩，还是比现在更无奈。

　　当年，我的前辈是比我走上播音岗位更年轻的一代。因为，播音界在那时认为，培养一个称职的人手，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声音才会有可塑性。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观念已然改变，一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或节目主持人，起码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因为文化功底，更决定主持人的水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1960年那份报告写的是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播音员，那么即使以后机缘凑巧，我也起码会晚到这个岗位上五年。

　　30年后，再提这段往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曾经有过的，谁是谁选拔与栽培的荣誉早已与我无缘。困此，当一位专司干部调配的老同事要写一篇回忆文章时，找我来核实年份，她说，此事当年由她经手，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切，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来电视台后，我多次见过周恩来。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曾几次与他擦肩而过。但我不懂得，也不敢主动走上去打招呼，表示敬意。记得一个夏日，周总理从我办公室前的通道走向广播剧场，当时，我刚好走出办公室，只见他迎面走来，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后面跟着一位工作人员，我呆呆地站住，向他行注目礼，他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也没人教我，应该亲切问候一声“总理好”。为什么那时候我那么傻。我相信一点，由于那时黑白电视机屏幕形象的变形，即使周恩来看过我在屏幕上的镜头，也不会想到他身边这个小伙子，就是播音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又是由于他曾批示过文件，才来到电视台的。

　　总之，我认识他，他完全不认识我。这几次的擦肩而过，除了深留在我记忆中之外，在当时，乃至以后，我并没觉得是否还会有什么别的机遇。几次提到命运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迷信，我算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任何装神弄鬼的人和事，一向瞧不上眼里。我借用命运这一中介词，不想把它融人天命论。然而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决不会是你的，从任何一件事情的结果往以前看，你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从某年、某月、某件事情的发端来测度以后，或许一步的偏离，将会产生另外的结局。军事学家仍在纷纷议论当年滑铁卢如果不是天降大雨，拿破仑的命运将会怎样，欧洲的局势又将怎样？还好，我不过只失去了在记忆当中，与举世闻名的伟人打一声无关大局的招呼，给日后留下温馨的回忆的机遇罢了。

　　在荧屏上，我已无法记清为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所进行的解说，我太熟悉他那矫健的身姿与神彩奕奕的目光。他身着中山装的一举一动，都会光彩照人，我甚至觉得中山装是专为周恩来设计的，只有周恩来穿着中山装，才显得那么得体、文雅、潇洒、和谐；只有他穿上中山装，才显示出这中山装的魁力。但是，我在每次见到他本人之后，都会感觉到，任何影像、照片与画报所记录的他的形象，都远远没有他本人的那么一种完美，也没能传达出周恩来所独具的神韵和磁石般的魁力。

　　无论在工作的场景中，或是有群众参加的联欢和机关内部举办的舞会，只要周总理一出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目光不被他紧紧吸住。这是一位政界伟人与典雅的平易相融合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吸引人的效应。他的举手、投足、注目的瞬间，雍容大度，具有一种雕塑般的艺术情调，他的音容笑貌让你觉得温和与高贵。我几乎总会怀着一种年轻人仰慕的心情注视着他，同时也会隐隐觉得自渐形秽。

　　我至今仍觉得早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夏青等人开创的凛凛有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播音，是受周恩来的气质与情调的影响形成的。记得在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会议时，当周思来拧紧两道浓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当时的赫鲁晓夫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时，那不怒自威的声势，极具震撼人心的磅礴正气。我为这些电视新闻片配解说时，不断仔细地看着画面上的周恩来，调动起我所感应到的一种声势。

　　周恩来是一位充满无穷生命力的国务活动家，日理万机。但是在任何场合，他从来没有一丝倦容；在任何时间，他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在任何一次的录像与胶片上的形象，仪表都无懈可击。他为此付出的艰辛代价，一般人难于理解，每当想到他，在任何一次疲惫的播出中，我都不敢言苦。

　　我无法相信，岁月会夺去他的生命。他的逝世，使我对一种相对的、安定的永恒产生了动摇。心理天平倾斜，失去了平衡。我们中国人是很重感情的，很多人可能为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晚年政治风云中他所承受的压力而抱屈。但是，夺去他生命的毕竟是无情的岁月。当然，政治丑类的倒行逆施，给周总理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平凡人、伟人、好人或坏人，都会离开尘世归于岑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就是苦短的人生。造化弄人，我们痛感一个千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充满魅力与美感的形象，仙逝了。

　　周恩来的身后，掀起了一场政治大潮。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场悼念他的活动形成了政治的波澜。在事态发生的最后阶段，我在一个夜晚，独自走进天安门广场。那天夜里，我觉得异常的冷寂，没有什么人，白纸做成的花环，与黑色的幛布，在夜风中微微抖动。到处是标语，到处贴满了小条幅，纪念碑前悬挂着一幅周恩来的画像。我为人民群众这样爱戴他而感到难以抑制的冲动，但我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那时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涩，在播送周恩来逝世的电视片时，泪水总不由得滴落在酸辛的心怀里。仿佛打开了泪水的闸门，我从一月份以来，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在这寂静的寒夜中，在这并无秩序的广泛的民间自发的悼念仪式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来为周恩来的活动配音的情景，脑际闪现出一幅幅他在各种场景中活动的画面。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永远离开了人世，他已不知道人们是多么爱他。我既为他的离去悲伤，也为他所获得的如海洋般的深沉的爱戴所感动，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我临回去的时候，在他的一幅画像前肃立多时。我不知道，在一个没有他管理的世界上，今后将如何工作，但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今后还要继续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三位伟人是邓小平，我见到他的次数甚至要比见到毛泽东的次数少。最为密集的一次是1979年，我随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和电视台报道小组的几位同事，先期到美国准备转播事宜，先去白宫采访了卡特。卡特当时问我，“你要随邓小平副总理到几个地方。”我仿佛觉得卡特把我当成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在那以前，我没有亲眼见邓小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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