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3)_赵忠祥

三

　　一阵脚步声，我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走来小声对我说：“人家接你来啦，我们上什刹海溜冰场找你一圈，又到这儿来找你，快走吧！”在那个年代，办事就这么认真。

　　我又进入了电视演播室——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这里灯火通明，令人眼花纷乱。这80多平方米的演播区就是原来最大的播送室，用木板隔成的控制室靠在大厅的西南角，播出人员、导演们挤在里面切换画面，调节音响。这就是早期中央电视台的心脏。

　　轮到我站在摄像机前了，我的面前除了机器，还有亲自坐镇拍板的梅益局长等领导同志。指令从那间小木屋传出来，一会儿让我说几句话，回答几个问题；一会儿又要我转过身去，向左、向右，由于我受过业余剧团的训练，应付这次考试并不感到紧张，相比之下那三个一同来考试的伙伴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氛，显得紧张。如果电视台要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那该多好，因为在考试期间，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只挑选一个人的话，我相信那就是我。

　　从暖烘烘的大楼出来，迎面一阵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清醒了许多。我盘算着今后的前程，快18岁了，高考迫在眉睫，我留恋校园的生活，如果电视台需要我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刚才李伍副局长还动员我，希望我投身到电视事业中来，电视在中国刚刚起步，这里需要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眼前浮现出教室墙壁上的一行大字，就这么办吧。

　　回到学校，一路上冻得够呛，也饿得够呛。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同学们可能已进入梦乡。我轻轻推开门，十几个同学都坐了起来，他们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真切地关心着我的命运。“怎么样？”在黑暗中我已觉察到他们探询的目光，我无法告诉他们准确的消息，一位同学跳下床，冷得他抖动着身子，从封好的煤炉上拿了一个烤得焦黄的窝头，因为烫手，他两手急速地倒换着递给我，“你饿了吧，趁热吃吧，你再不回来我就吃了。”我接过窝头，不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情义是宴席上体味不到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要离别可爱的学校了，我无言地望着朝夕相处的伙伴，我舍不得离开这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我将只身一人走向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每当我遇到挫折，每当我感到孤独，每当我面临困境，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我那充满温情的母校，希望重新再现那充满幻想、充满欢乐、充满友谊的时光。这一不可名状的深情经常注入我用过的解说词中，直至今日，在那抒情语句的字里行间，仍可寻觅到当年的种种情愫。

　　1960年2月22日，我拎着一只旧皮箱，两位同学帮我扛着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了广播大厦的门口。那时坐落在礼士路的崭新的广播大楼处于北京市区的边缘，再往西除了军事博物馆，便是一片旷野。广播大楼当时没有修筑围墙，我们一直走到大楼门前。

　　严寒尚未退去，春天即将来临。护城河的水仍静静地凝冻在大楼的东侧，两岸垂柳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条，尽管抖尽了叶片却仍旧婀娜多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告别了同学，我转身推开沉重厚实的大门，一股似曾相识的暖风迎面扑来，对于刚从中学校门进入这个大门的我来说，这幢大楼未免太豪华了，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楼梯铺着柔软的地毯，庄重、整洁、肃静。在这宏伟的建筑里，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涉小、空虚的感觉，但我想到我是近百所中学里唯一的获胜者，我的自尊心支撑着我一直向前走去。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学习了一个多月，初次感觉到了播音工作的严肃与紧张。那时，大部分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那种为了播音全力以赴的神圣感，给我上了第一堂课。我叹服老播音员镇静地坐在播音间，把圈画得很乱的稿件直接播出去，而且字正腔圆，有声有色，动人心弦，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

　　一天，播音组组长林田对我说，根据你业务学习进展情况，你可以上一点节目了，当时林田已是闻名全国的播音员了，她让我起一个播音名字。我告诉她，我要起一个响亮点的，有寓意的话音名字赵方，让声音传遍四面八方。她很赞赏这个名字。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工作时，电视台召我回去。

　　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不过，在这个新环境中，当时播音员都不报姓名，所以我起的播音名字一直没用上。后来，当我的儿子降生时，把我的播音名字给了他。但是，我并不希望儿子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我为之付出多年心血却又难尽人意的职业。

　　自从我到电视台报到至贸然出现那个图像的4月22日，前后不过两个月，我已经开始正式工作了，这项当时并不起眼的工作，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使我备尝艰辛……

　　§为伊消得人憔悴

　　历史从昨天走过来，它将继续走向绵绵无尽的未来。30年的岁月白了少年头，而中国的电视事业已进入了而立之际，它注定将日益兴盛，日益成熟，日臻完善，成为现代社会与大众融为一体的亲密伴侣。

　　我有幸在中国电视的初创阶段，成为第一批中国电视工作者。我随着电视事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它的发展才逐渐明了，我从事的是一项值得我终身自豪的事业。

　　我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超乎我期望的报偿。如果我能重走这28年的历程，为了今天，为了我的观众，我会更自觉地更科学地磨练自己，或许将比今天更如人意。不过，我并没有愧对自己二十多年的路程，我已尽了力。

　　当年的电视台如果没有今日辉煌的映照，也许难以给予估价。那时，我是到电视台的第78位工作人员，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演播区，参考数据告诉我们，全国仅有12000台黑白电视机，分布在几个大城市。我们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每位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了。电视台的设备十分简陋，胶片是用手工操作冲洗的，记者们配备的AK16摄影机，又重又笨，一不注意，电瓶溢出的酸液会烧了衣服。那时没有录像机，就连同步录音机也还没出现，一切都靠人力，靠手工，节目只能直播。那时的工作态度，用“认真”二字形容是不够的，可以说简直是玩命。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干劲，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人后、蓬勃向上的集体。这种奋进的精神感染了我，制约了我，也规定了我只能向前，不能落后；只能振作，不能气馁；只能从严，不能放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之，已不是在学校就能通过的标准了，及格是不行的，必须优秀，否则就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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