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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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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兵到一品店,守着我说:“你出来了,怎么不走?” 王左氏在旁边说:“她刚出来,受了风寒,要请医生看。 现在一无钱二无亲的,你们撵人家走哪里去?”有一个兵说:“嘿,她的亲戚不是很多吗?” 我没说话,心里陡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是的,这小小的岳池城,是我从小读书生长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和熟识的人。出了这牢房,转过几条街,就是那座被称为康家吊楼子的大宅子,那里曾住过疼爱我的外婆、大舅和成天簇拥着我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姐妹们,使得这座古老的宅子,在我心里从来都珍藏着一种亲切和温暖。可是这一切,都永远成为了过去。自从我打梁山回来和玉璧一起上了山,大舅家里就担惊受怕。满门的亲戚朋友们都忿然作色,说我一个书香门第的纤纤女子,那么好的天分不去继续读书教书做学问,却去和那些草头王们一起聚众造反,成天被人家贴着大布告四处通缉,左一个共匪右一个共匪的,真是丢尽了康家陈家的脸。大舅软硬兼施,劝说无效,一气之下和我断绝了关系,还不要表姐妹们和我往来。 不过表姐妹们也都四散了。前不久,唯一在家的二妹正芬,背着大舅到牢里来看我,泪花花地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好久没沾油荤了。正芬回去就悄悄给我炖了一大沙锅腊肉送来,自己第二天就起身去了上海。我不能去送她,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谢她,她是我姑娘时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表妹。 我看着门外,阴沉沉的街道上,飞着漫天的大雪。姐妹们的笑声从此消失了,这座曾经宠坏了我的小城,对我板着一张冰冷的脸。欢迎我的,是另一个世界,那里艰难、贫穷,却很温暖,那里有着许多许多的人,正等着我,盼着我,他们成了我真正的亲人。 张俊昌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了王左氏的话,那几个兵还是轮流在店里晃。我就住在店里,也不动,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接。 腊月十三下午,我正在屋子里烤火,忽听得门外来了一帮人,其中一个大声地说:“老板娘,登个号!” 我听出这是陈亮佐的声音,连忙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们来了。 陈亮佐看见我出来,就递了个眼色,然后对王左氏说:“老板娘,我们把扁担放在这里,到街上去吃点东西!”陈亮佐他们出去后,我也对王左氏说:“王大姐,我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王左氏说:“你才出狱的人,要忌风啊!” 我说:“没关系的,不走远,就在这条街上。” 我跟陈亮佐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僻静处,他四周望了望没有人,就轻轻地对我说:“今晚上在南门外麻柳桥等!”说完就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有些为难了。这路怎么走呢?一品店在东门城门口,麻柳桥在南门外,从城外走吧,还有好几里路,从城内走吧,要穿大半个城,被人发现了怎么办?我埋着头往回走,一直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跨进旅店,就见火盆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一看是刘光弟,我们在城里的联络人,心里不禁一亮:他的家就在麻柳桥!我装着不认识,也在火盆边坐下。王左氏一边给我们介绍,一边热心热肠地请他给我看病。刘光弟笑容满面地说:“当然当然,医生嘛,就是给人解病除痛的。”说着就为我把脉。 外边有人进来,王左氏招呼去了。刘光弟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一边细声对我说:“马上从东门外边走,有人接你。” 天已擦黑了,我拿着药单子要出去抓药,可是王左氏死活不肯,说是我要忌风,她去把药给我抓回来。没有办法,又只得在她的店里坐着。等吃了头道药,天已经黑尽了,又涌进来好几个住客。趁王左氏正招呼,我悄悄溜了出来,一阵快步出了东门,见后面没有人跟我,就顺着城墙根儿放大了脚步,在转拐的一个小桥边,见到了陈亮佐和前来接我的二十多位同志。亮佐一见我就说:“快,出北门。”说着就把我拉上滑竿,用被子蒙上头,抬起就是一趟小跑,连夜赶到太平场。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次出狱,确实是雷青成费了不少力,而且是从刘铁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办起的。先是督着刘湘打电话到杨森的军部、军部说没有关这个人;又打电话找到严定礼,严定礼说陈玉屏在这儿是借监,没军部的命令不敢放;甚至还打电话找到了正在营山前线的夏炯,夏炯说要等和红军打完仗回来再说……这些电话都是刘湘亲自打的,据说前后共打了五次。曾三姐不肯罢休,和敏言带着两个孩子三番五次去找雷青成;雷青成又联络了两个要好的军官,趁着杨森最近到成都刘湘那里开会,当面督着他放人,说我是他的亲戚。杨森的队伍最近和红军交锋老吃败仗,听说已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再加上关了我一年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打电话叫张俊昌放了,多留点心就是了。 谁知道几个兵轮流在店里转悠,也没能看住我。那天晚上,张俊昌派人冒雪追了我三十里,回来就把王左氏拉了去,要她交人出来。 王左氏说:“你们正大堂皇地把人家放出来,怎么又要追人家回去?脚长在她身上,我晓得她到哪里去了。” 张俊昌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听说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我的这件事情,被撤了职。 【八儿认母】 从太平场到石场,沿途都是我们的人,见了面都亲热得很。一路上走走歇歇,走到华蓥山下,已经是腊月十九了。山上还和往年一样,积着多厚的雪。大家听说我回来了,从坡上又跳又喊地跑下来,高兴得不得了。 突然一个男孩一把抱住了我,不住地喊:“妈妈!妈妈!” 我仔细一看,这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棉滚衫,袖筒长甩甩的,腰上拴一根草绳子,一条破棉裤一幅一幅地吊着,头上戴的瓜皮帽外面还缠了一块蓝布帕子。再看脚上,麻窝子草鞋用兔皮裹着,团团的脸上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清亮得很。 我以为是我的彬儿从重庆回来了,一把抱住他说:“彬儿!彬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爸爸呢?” 孩子两眼望着我说:“妈妈,我是八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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