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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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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她身后对她的评论中,即使来自对方阵营,对她的无私忘我、绝无个人野心,也是称颂备至。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恰当地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很有见地,看到了宋庆龄的谦逊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说:“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著《中国对其独裁者的斗争》(英文),第105页。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遗容时写下的诗句①中也表述了她这两方面的品质的结合: ①路易·艾黎著《回忆与思索》,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28页。 “……那动人的美丽 ……使每次同她的见面都水难忘怀 现在却已消失,代之出现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个战士脸上所留下的坚毅和果断。” 她最后的遗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学毕业时那帧照片上的容貌一样,其内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样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质中那种感人的仁爱,她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夸张地称之为“来自内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这充满暴风骤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华侨友人言简意赅地说,“她的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书作者1986年与艾丽斯·郭(郭宝珠)的淡话。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亚华人,曾在上海拥有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现在安放在她墓园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现出她仁爱安祥的神态。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张得蒂为首的五人小组的集体创作。她本人会不会同意立这样的雕像,这是很难说的,但它体现了上海及全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伟大美丽的女儿为骄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许多很恰当、很能说明问题的评论。如她的老同事陈翰笙曾说,“机会主义同她无缘”。这一点她的外国女友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较早时也说过,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孙夫人却从不这样做,“别人晕头转向而她从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陈又说:“宋庆龄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们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动学习,因为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海伦·福斯特·斯诺著《现代中国的妇女》(英文)。这本书有“孙逸仙夫人”一章,共40页。作者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笔名“尼姆·韦尔斯”。 ②前一引语是陈翰笙口头告诉本书作者的,后一引语来自陈著《为民主的英勇战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47—48页。 要这样引用评述她的文章是没有尽头的,这些文章还都包含了许多她的言论和著作的摘录,对人极有启发。比较好的办法是回顾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现她的品质的一些事例: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结合。这是对她的原则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验。 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孙中山出险,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这显示出她那英勇献身的忠诚。 孙中山逝世后,她在滚滚逆流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一再为维护原则而战斗。她顶住各种各样政治的和家庭的压力,为了同蒋介石的血腥奸诈手段篡夺国民党的行为划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别是,她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能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临左倾分子的排斥,也不动摇。 回国以后,她自己处境险恶,但她勇敢地去保卫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领导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当有人被杀害、她自己也备受威胁时她毫不退缩。她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带头发起要求入狱的声援活动。 她为了建立和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国家免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封锁(甚至供应伤员的医疗用品也不准通过),并为这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最多、战果最好的人民军队,争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为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斗争,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人们都记得,从1914年到1949年,她在无数次逆流中搏击前进,从不向任何问题和困难低头,而是积极勇敢地去面对它们。她的生活环境不断变换——从日本到上海,然后到广州、武汉、莫斯科和柏林,接着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庆,再回到上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她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战场,直到革命胜利,她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对于许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动派所暗杀,感到无比的义愤和悲痛,在这些同志中有廖仲恺、李大钊、邓演达、杨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设法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使他们得以为革命继续战斗,其中有廖承志和陈赓。 她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所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从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广泛的。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在个人方面,她谦逊、讲民主、节俭、极端诚实。她在原则问题上则坚定不移,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并且总是先公后私。 她特别关心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在她看来,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革命的。儿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使她无比欢欣鼓舞,因为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黎明。在任何考验中,她对人民和他们的未来的信心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在她身上是几种文化的最优秀内涵的结合、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她对和平事业念念不忘。在青年时代,她就致力于此,虽然带着一点矇眬和浪漫。后来,作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家,她为之而奋斗;作为一个女政治家,她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和平运动。1980年一位中国教授赴美前向她辞行请教,她复信说,“把你的一份力量加入到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它只会带来痛苦和毁灭)的事业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加强战斗以增进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和平和进步而不是走向自我毁灭。”① ①宋庆龄致南京大学梁士纯(休伯特·S·梁)教授,1980年4月25日。梁早年曾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后积极参加中国“工合”等工作。 谁能够说这些问题和品质中有哪一种是已经过时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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