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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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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着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①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①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原稿时间注明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体现了这些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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