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81)_爱泼斯坦

一八一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虽然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关于她的活动没有任何公开的记载，甚至在她逝世后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中这几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书作者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同她失去了联系——说得确切一点，是被单独监禁在牢房里——所以关于她这段时期的情况也无法从个人回忆或通讯中作些补充。但从其他的来源，可以多少理出点头绪。

　　〖1967年〗

　　如1967年，《年谱》上只记录了两项礼仪性活动——作为国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瑞士、越南、朝鲜和毛里塔尼亚新任大使呈递国书；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

　　实际上，这一年对她来讲充满了苦恼和斗争。在北京，她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的只有四面的墙壁。在上海，她的事业正在被拆毁，她竭力设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1966年，也就是当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我于是请当时任副市长的金仲华帮助。他像以往一样认真负责，走访了这些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工作。”

　　以上是从她对金仲华这位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悼念文章中摘引的。金从30年代救国会时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来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都在一起工作。《中国建设》创刊，她又选任他为第一任社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有一件事她没有谈到，也可能她始终不知道，那就是金仲华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交出多年来她给他的信件，但金宁死不从。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

　　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些有关宋庆龄与江青之间关系的情况。

　　据说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错^①，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见罗斯·特里尔著《白骨精——毛夫人传记》（英文），第185、228、250—261页。这部书有耸人听闻的倾向，但这些说法作者引用了谭宁邦所提供的材料，谭当时在宋庆龄处工作。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她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她在上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妇都出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

　　（令人惊奇的是，据说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庆龄劝毛泽东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孙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现却大不一样了。当时红卫兵要冲宋庆龄的寓所，甚至要她把头发剪成他们所喜欢的那种短发。（她一直保持一种后梳圆髻的传统发式，并曾答应她的母亲永不改变这种发式，所以据说她曾生气地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庆龄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当说一句江青的坏话就得掉脑袋的时候，宋庆龄在本书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这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称为“女皇”，她对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在写信和谈话中可以更尖锐、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达出来了。她在1978年给美国理查德（迪克）·杨的一封信（无日期）中说，要不是“江青这帮家伙进行破坏，不让他得到必要的药物治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能不会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谨慎，所以把这情况告诉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写道：“……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字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6月5日。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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