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61)_爱泼斯坦

一六一

　　〖亚洲的“亲戚”〗

　　如果说中苏友好是她从1924—1927年以后一直怀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争取亚洲自由的事业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她是个亚洲人。她从孙中山那里了解到，整个亚洲都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发展。她认识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孙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亚主义不过是掩盖其企图操纵和统治亚洲国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对日本的这一野心她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但是她永远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希望所有国家在争取解放中互相帮助并平等相待。

　　现在，使她十分喜悦的是，她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不但中国本身——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解放，而且还会使那些尚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担当着一项对她来说最为合适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满意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中国同那些已获自由或正在争取自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它们的妇女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新中国建立不久，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述了她20多年来对中国妇女一再阐明的基本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长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反抗她们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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