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53)_爱泼斯坦

一五三

　　◎第十八章建设新中国：1949—1965年

　　§（一）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两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总是在她选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将发生的新的复杂而危险的情况，而这一次则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向胜利的顶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她将走上她在新中国的岗位。

　　在车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专程从北京来接她的；还有她长期的工作伙伴廖梦醒。作为老朋友，她们一路上自然而然地谈论著所见到的人群景物——她热切地注意着各种新生活的迹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将会看到的景象。她在后来到上海后所作的一次广播讲话中，生动地谈到她在路上的兴奋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希望：“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富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不论在穷乡僻角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在华东，农民和水灾大力地斗争着，抢救他们的田地，抢救他们的谷物。铁路工人、造桥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在伟大英勇地劳动着，抢修被反动派所毁坏的主要的铁路干线。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横跨波涛汹涌的淮河临时大桥，这对于沟通华北与华南的交通有无上巨大的意义。……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旧的障碍已经消除，原来受束缚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现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最后一点是她所一直最为关心的：“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乡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多。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标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①

　　①《华北之行的印象》（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200—203页。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京。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汇合典型地体现在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队列中。他们之中有：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执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来：

　　老共产党员林伯渠和董必武，他们早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是他的追随者，后来帮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

　　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难的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两人都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风暴频仍的几十年中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都是宋庆龄的同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领导人李济深，他曾是国民党重要将领，1927年站在反动派一边，但现在赞同实行新的革命团结，并接受了历史的判决——这一统一战线只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已有74岁高龄的法学家沈钧儒，他的个子不高、长髯飘拂，学识高深而精神坚强：

　　作家和学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军中曾任宣传科长，他代表左派知识分子：

　　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现任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是在革命的两代人间非常合适的联结纽带：

　　最后，还有一群幼童捧着鲜花来欢迎她。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建立）。宋庆龄一贯关怀最新的一代——它代表着未来。

　　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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