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41)_爱泼斯坦

一四一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①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自重庆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①“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②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得胜”，“联合国把在日本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13000万中国人民一笔勾销。”

　　这些高级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联总’理事会决议和‘联总’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的”。他们的决议说：“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①

　　①美联社讯，刊载于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1947年4月5日，附决议全文。

　　这些抗议确实起了作用，拉瓜迪亚署长命令暂停向中国运送农业及工业机械，因为这些物资一点也没有运到解放区去，倒是大部被国民党官员侵吞谋利或移作内战之用。

　　可笑的是，“行总”署长蒋廷黻居然辩解说，中共领导的地区不需要农业机具，因为那里的粮食收成不错。（延安有力地驳斥说，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解放区的需要少，因为解放区的自然条件比国民党地区坏得多，而遭受的战争破坏却大得多。这只能证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从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联总’的援助。）

　　在‘联总’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中，对于中国的不公平状况感到愤慨的，不仅仅在口头上抗议，还做了不少实事。

　　加拿大的蒂尔森·夏理逊医生因运送一大批医疗用品给河北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而牺牲了生命^①。国民党把装载这批物资的一节货车车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来牛车，把物资卸下装到牛车上，自己跟着步行。这时正值严冬。物资虽然运到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老医生却因冻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上海为夏理逊举行的追悼会，派代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①以下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记述，请参阅《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中《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1947年1月13日）、《向国外的呼吁信）（约1947年4月）、《国际和平医院》（马海德普，1958年6月）、《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著，1958年6月）等篇。在提到的“联总”工作人员中，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一直为增进美中友好及帮助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努力，自1973年后曾六次访华，并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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