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30)_爱泼斯坦

一三〇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①

　　①王安娜书，第390页。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①

　　①许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书作者函。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庆龄马上反驳道，有一件事情他们确实是一致的——英国统治必须结束（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鲁当时都在狱中）。她所以这样坦率地讲话是因为她始终保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不能因为战时的同盟关系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后来，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4年纪念孙中山对美广播演说中，她又明确指出，“压制印度独立”是该受到批评的。

　　尽管她同薛穆大使有这样唇枪舌剑的交锋，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对足球义赛的支持。大使夫人维奥莱特也没有因此而不志愿参加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这都可以证明宋庆龄所受到的人们的尊敬。

　　这次足球义赛还有一段有国际意义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鲜人组成的一支足球队参加了义赛，并且高举着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朝鲜国旗。

　　据本书作者回忆，有关赛事的安排是很简朴的。观众席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但上面也没有遮阳。就重庆来说，观众算是很多的，许多人没有地方坐，一直站着，其中有人是为了表示对孙夫人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为了看球。外国使节成群地来参加，他们从各自的考虑出发，都认为出席这场义赛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确有精明内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较为沉默的苏联大使。他是足球迷这一点过去可能不为人知，现在无疑也为那些收集个人情况者所注意到了。

　　宋庆龄同每个球队队员握手，代表灾民向他们致谢并发给每人一枚纪念章。

　　保盟还主办义演，其中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有一个剧团是由进步演员和导演金山领导的。在重庆，从事舞台生涯的人过着艰难的生活。有人在义演过程中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况后说，“当我看到这些男女演员们睡在一间大厅的地板上、连床铺都没有时，我意识到他们对孙夫人是多么敬爱和信任啊！”^①

　　①同上。

　　有一场舞蹈义演是由特立尼达出生的戴爱莲组织的。这位中国芭蕾舞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帮助过保盟。

　　还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音乐会也是为了赈灾举办的。参加演出的是驻重庆的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年轻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音乐会上，有时听众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苏联歌曲，也有英国约克郡民歌。

　　这些义赛和义演在战时首都重庆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参加，使人们注意到救济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国民党统治者都并不重视。这些活动使许多人有机会看到宋庆龄并进一步增高了她的声望。同时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积极工作，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愿见到国民党统治者直试图把宋庆龄“包裹”起来，并且预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后便会悄悄地收场。相反，保盟重建后充满活力，它对局势如实报道，经手账目一切公开——同当权派的贪污怠惰可说泾渭分明——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保盟内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比宋庆龄工作得更辛苦。事无大小，她都认真去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并贯彻始终。虽然成就都是靠集体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孙夫人出面、没有她那种果敢、务实、一丝不苟的领导作风——这方面从本节的叙述可以窥见一二——那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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