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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这支妇女服务队的全称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是胡兰畦,关于她的情况在前面的几章中均曾述及。本书作者曾在抗日前线见到过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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