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15)_爱泼斯坦

一一五

　　§（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及其意义

　　现在叙述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本身。这个组织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里。这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它虽主要支援中国的进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单位。在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形势。它在自身的组织上也是国际性的。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

　　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实际创办要早得多。大约三个月前，在周恩来和宋庆龄这两位无与伦比的统一战线开拓者的创议下，事情就开始酝酿起来。第一个参加创办小组的外国人是杰姆斯·贝特兰。他是新西兰作家和记者（后在惠灵顿大学任文学教授），对于在华北敌后活动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亲身观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赞佩。1938年2月在武汉时，周恩来曾同他谈到八路军伤员的医疗服务工作，并请他带一份报告给在香港的宋庆龄，内容是八路军在这方面的需要。

　　贝特兰于3月间抵达香港，应邀参加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召开的一次会议。贝特兰曾到延安，认识廖承志。廖同姐姐廖梦醒一起，已经在香港组成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现在他想成立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华团体挂钩。它应有中外人士担任职务，由中国“著名人物”领导。廖承志想到的是请宋庆龄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后来宋又建议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荣誉性的会长职位。

　　发起人在邓文钊寓所聚会。邓是廖家的亲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就学，有进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时银行任职。这一切都使他很适合于以后担任保盟的两司库之一。

　　大家请贝特兰推荐一位在香港有影响的外籍人士参加，他推荐了港英政府新莅任的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党（费边社^①）的背景，这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妇女中是少见的。在结婚前（当时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弥达·布朗宁”），她在“英国与苏俄文化关系委员会”任职时就同贝特兰认识。她后来担任保盟的名誉秘书。

　　①费边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伦敦成立，主张以缓进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其名称源出善用缓进待机战术的古罗马将军费边·昆克塔托（又译费比乌斯），萧伯纳为主要领袖之一。1906年工党成立后，该社即隶属于工党。——译者

　　另外一位司库诺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同情进步，有学者风度。他和邓文钊都是尽义务的。^①

　　①《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10月3日）。

　　最初负责宣传工作的是约翰·利宁，就是曾将宋庆龄的信带给尼赫鲁的那位年轻的英国人。他曾主编过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诺和贝特兰（后来还有本书作者）都曾是它的编委会成员，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占领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尔德著《中国在阳光中》（英文），第146—147页。

　　这里想插叙一些本书作者的个人回忆，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工作及其时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时，宋庆龄要本书作者负责香港保盟总部的宣传工作。本书作者本来在美国合众社工作，这时合众社认为日本实际上已经打赢了对中国的这场战争，所以要裁减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的工作人员，本书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于宋庆龄的推荐，本书作者在HongKong Daily Press（《（子子）刺报》）编辑部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有了着落，就有时间和精力去为保盟尽义务。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少书刊常把本书作者列为保盟的创办人之一，实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书作者是到9月间才在广州应邀参加的，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同年11月在香港，本书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传工作。宋庆龄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书作者取的，这是老年人常有的记忆上的差错，本书作者在回信中说明了事实经过。）

　　人们也许会在发起人名单中寻找史沫特莱的名字，因为她曾同游击队在一起，并在武汉不辞辛劳地为他们征募捐款和医疗用品。但她不在发起人之列。这可能因为还在上海时，她同宋庆龄一度十分密切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能因为她有一种喜欢单独工作而不作为集体一员的难以克制的倾向。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保盟同史沫特莱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成为竞争对手。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医生记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例子。1938年在广州时，巴苏曾问宋庆龄她对医疗队打算去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工作有什么想法：“……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会见……周恩来……我们的要求必须向周提出。”^①

　　①贝特兰的回忆根据他1987年2月20日从新西兰寄给本书作者的长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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