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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纽约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作新闻通讯用的……”

  接着是一段关于她个人的幽默话:“NM的作者介绍中说我是1890年(实际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觉得很有趣——难怪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年轻。”

  如果宋庆龄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密报中怎样描写她,准会觉得更加有趣——尽管也更有辛辣味道。这个特务偷进格兰尼奇所住的公寓,发现了这封信,就做了一个复本送给联邦调查局,但不知道写信的女人是谁,就说写信的人叫“苏西,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从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来,“显然是一个年在30至35岁之间的中国妇女”——这个估计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她当时是46岁。

  ①苏西是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用的小名。——译者

  这个密探的“情报”都错了,只有一点是对的——在精神和体力上、同样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轻。

  欧洲爆发战争的前后,宋庆龄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对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对后者的忽视。1939年在香港“三八”妇女节集会上她发表的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10—115页。

  像每次讲话一样,她没有忘记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而“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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