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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五）救国会“七君子”案 　　当统一战线在许多层次逐渐形成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反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来越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之十分恼火，于11月23日凌晨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苏州关押起诉。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案。当时日本人还造谣说，救国会理事宋庆龄也被拘留。这很可能是给国民党和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一个暗示，要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词、磅礴的气势发表了一项声明①：“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①《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4—75页。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论坛》）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国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① 　　①吴大琨著《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26日。他当时在英文《中国呼声》工作，并经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为该刊写稿。《中国呼声》取代以前的《中国论坛》，由曼尼·格兰尼奇主编。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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