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74)_爱泼斯坦

七四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这一地区的首脑、军阀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在官邸宴请了她。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这一年，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到1931年，当日本侵入东北（外国当时通称为“满洲”）时，蒋介石却下令“少帅”不抵抗。几年之后，在成为时局转折点的1936年西安事变中，已失去耐心的张学良强制扣留了他的名义上的统帅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历史的发展是有其逻辑规律的，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当时，在1929年，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张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蒋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国所迫的。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庆龄继续前行，过了山海关就进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区。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站迎接。傍晚到达北京，即驱车赴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献花。孙的遗体自1925年后一直存放在寺内。

　　她当时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极度哀伤的年轻遗孀，曾经痛悼她的丈夫，并且保证要捍卫和推进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会是这样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现在，她又回来了——她仍然年轻，但已是一个老战士了，经历过许多“为建设和拯救国家而进行的严酷战斗”的考验，并且准备去迎接更多的战斗。在1925年她哀悼孙中山时，她同她的家庭、同国民党是一致的。现在，她已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并决心要把孙中山的旗帜从这些篡夺者手中争夺过来。

　　5月22日，她在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殓钢棺仪式，“哭泣甚哀”。^①

　　①上海《民国日报》在次日（5月23日）曾有报道。此处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日期均见《宋庆龄年谱》。

　　5月26日，她护送马拉的灵车去北京火车站，随行人员中新增了以名义上的共和国主席林森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专员，沿途30万群众默哀致敬。

　　两天后灵车到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孙中山灵柩隆重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天内各界公祭。三天后举行家祭，宋庆龄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蒋介石特别注意出席这次家祭，因为他要树立这样一个形象：即，他不仅是孙的政治继承人，还是孙的亲属。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这个身份他是通过宋庆龄才得到的，因为他娶了她的妹妹（部分地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封闭墓门的仪式。“她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坚持完成这长时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仪式，眼看着孙的灵柩稳妥地安放进耗资百万的墓穴，然后就返回上海莫里哀路寓所。”这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的简洁描述。^①《纽约时报》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的报道中说，她“独自站着，旁边没有人搀扶。”^②

　　①兰德尔·古尔德著《孙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载《民族》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
　　②1929年6月1日电讯。载亨利·法兰西斯，米塞尔维茨著：《巨龙醒了》（英文），第243—44页。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参加这一大典，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我们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阶的一边。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迳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①

　　①1986年4月12日艾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这是艾黎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以后他们在工作上有联系并建立起友谊，长达半个世纪。

　　米塞尔维茨还报道说，“士兵、水兵、男女童子军、宪兵和警察”事先已部署完毕，以便“悄悄地对付一沉默的、聚集起来的人群”。送葬队伍中有“中国官员、外国使节、军队和其他一些人。”灵柩是由“苦力”抬运的。墓穴只对“经特别邀请的人士”开放。^①

　　①见米塞尔维茨前引书。

　　确实，所有这些官方的安排同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出殡仪式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件人民的大事。

　　宋庆龄称这次奢华的仪典是“是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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