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67)_爱泼斯坦

六七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0页。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团名单中还有爱因斯坦、尼赫鲁等世界名人和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罗曼·罗兰（法国）和辛克莱（美国）等名作家。

　　这次旅行过去都认为是事实，但本书作者核查了当时出版的两份布鲁塞尔报纸，证明宋庆龄在1927年12月并没有到那里去。共产党报纸《红旗》和资产阶级报纸《晚报》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报道说，宋庆龄发来了一个电报，本人没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与会，因为大会讨论到正处于反革命苦难中的中国时，总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争。

　　①这两份报纸的复印件承比中友好协会提供给本书作者。

　　由此可见，她第一次认识尼赫鲁也不是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尼赫鲁自己回忆，他在20年代曾见到“这位高雅的夫人。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他只同她谈了“短短的半小时”，但从此“一直抱着同她再见的愿望，因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给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写到了宋庆龄给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书作者研究结果，弄明白了他们的相识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鲁1938年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时同您短暂相见，已有11年多了，但从那时起我一直保存着关于那次会见的生动而愉快的记忆。”^②而在他的自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年）11月对莫斯科作短暂访问，那是在庆祝苏联国庆10周年的时候”。^③他们两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见，那时尼赫鲁已是印度总理，他访问了北京，而宋庆龄则是在195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为她举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欢迎。

　　①尼赫鲁著《中国、西班牙和战争》（英文）。
　　②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鲁致宋庆龄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们互致的一封电报承尼基尔·查拉瓦尔德（一位老新闻同业）在1989年复印后寄赠给本书作者，这是其中的一信。
　　③《尼赫鲁自传》（英文），第164页。

　　但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若干进步活动中合作。^①他们也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讯联系，信中所表达的热诚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尼赫鲁1938年给宋的一封信中写道，“您也许记得，大约11年前您曾寄给我一幅您和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视同珍宝，挂在我的房间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总要看它。”^②这些往来信件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它们是关于中印人民友好历史的宝贵文献。

　　①尼赫鲁先后赞助了宋庆龄于30年代初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医疗队来华。
　　②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处境之艰难可以用邓演达的经历做例子。

　　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官员们会谈时，他过分坚持中国革命进程的独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统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终坚定地主张中苏结成革命的联盟。很明显，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他赞同在莫斯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莫斯科有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敬重他的政治和军事业绩以及他的领导潜能。据章克回忆，^①斯大林有一个晚上曾同他从8点钟一直谈到凌晨2点钟，并且在会谈结束后送他到外面门口——一种难得的礼遇。（章克本人遵照吩咐只在前厅等候。）后来邓演达告诉章，在谈话中，斯大林曾提议把邓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表示反对，除了他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外，他根本还不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只简单地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去设法安排。虽然那天晚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意见上的交锋。尽管如此，斯大林从此以后对邓演达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经常如此——邓在莫斯科也就不能有所作为。

　　①除另行注明者外，本节所引章克的回忆均据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章克在回忆中说，陈友仁也认为没有很充足的理由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他预计，在日本进攻中国——几年内必将发生——之前，不可能出现新的、有意义的、以两国抵抗日本扩占领土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苏合作。

　　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由此达成共识；他们的工作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才能最好地开展。章克在回顾时认为、她还有一些个人的考虑。关于她同陈友仁“结婚”的谣传使他们最好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莫斯科的医生也没能治好她的痛苦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

　　宋庆龄在晚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①

　　①1981年1月12日致本书作者的信。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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