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63)_爱泼斯坦

六三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陈思兰书，第89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他“李先生”，但此刻别人介绍他是“鲁宾斯坦先生”。

　　思兰回忆说，这条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天气很坏，常有暴风雨，大家都晕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参崴之后，一切都两样了。一行人乘坐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经过11天横越西伯利亚的旅程，到达莫斯科。由高级苏联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众欢迎，把他们看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刚刚经历过本国革命的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达莫斯科时，聚集在月台上欢迎他们的有工人、农民、青年、机关工作人员和华侨的代表团，还有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哥伦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员）。哥伦泰夫人是妇女领袖、老布尔什维克，但出身于贵族家庭，受的也是贵族教育。她将担任来自中国的这一行人和苏联当局之间的联络员，同宋庆龄住在一所房子里。据章克说，这两位现代化的、会多种语言的女革命家相处得很好，常常谈论苏联、中国和世界事务。

　　在到达时发表的声明^①中，宋庆龄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16页。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你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却根据国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这段话显示她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国民党左派”那样对农民运动有一种出自阶级根源的恐惧，也不像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那样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着重指出，今天的反动派是昨天的“革命领袖”。

　　“几个月以前，广大的长江中部地区还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中心，但今天已经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众信任为国民革命领袖的人物，现在却领导着这个可耻的反革命，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这次访问苏联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她坚信革命将取得胜利：“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新的封建军阀背叛了革命而抬了头……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最后，她又像常作的那样，把话回到她已故的丈夫：“孙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实现他的一个最珍爱的愿望——亲自到莫斯科与中国的坚强的革命友人们会谈……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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