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50)_爱泼斯坦

五〇

　　§（六）从广州到武汉：迎接挑战

　　11月16日，她同一批党政高级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启程赴武汉——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同行的有她的弟弟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广州市长）、徐谦（司法部长）、陈友仁（外交部长）和鲍罗廷（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像那时广州常见的那样，各界代表高举横幅、吹奏军乐、燃放鞭炮到车站送行。车开之后，宋庆龄把她事先准备的食品（水果和美味的三明治）请大家吃——她总是这样细心和想到别人的。

　　当时的铁路，往北只通车200公里，当晚抵达终点站韶关。从这里绕道江西到武汉的长途旅程，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有时乘内河船舶，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三个星期。^①

　　①这里的描述根据达林《中国见闻录1921—1927》（第213—274页）中他所亲身经历的纪录，以及陈思兰的回忆录《历史的注脚》（英文）。

　　从孙中山准备北伐以来，韶关一直是北伐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气氛同广州相似。城里高悬着谴责右派的大标语，孙中山画像的两边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革命歌声飞扬。但离开韶关不久，这支旅行队伍就进入了仍然实行着封建统治的农村山区，部长们仍像以往大官那样坐八人抬的大轿，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则骑驴或者步行（他们决定，共产党员不能坐轿子，轿子只用来装他们的行李人为了防备可能受到袭击，带着毛瑟枪的保镖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

　　在这北伐军新收复的地区，广州的钞票还不通用，所以财政部长宋子文带了几口袋银元在路上花用。

　　通过大庾岭（钨矿产区），队伍进入江西省。这一带路边的小镇上，鸦片烟馆和妓院的招牌仍到处可见，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它们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表示欢迎，并请这些广州来的要人讲话（鲍罗廷用英语讲话，由张太雷翻译）。

　　队伍继续北上，有一段是乘船沿着赣江航行。一路上可以看到最近进行的战争和相当活跃的政治活动的遗迹。在标语口号中，有一些是明显的左派口号，如“列宁和廖仲恺的精神不死”、“工人农民要求减租、加薪、降低物价”、“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也有要求汪精卫复职的口号，因为汪仍被看作“左派”，为蒋介石所排挤。

　　但在江西省会南昌，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不一样。这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州党政要员们12月2日抵达后，蒋介石用微笑、宴会和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但总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要员们同蒋介石不是在南昌、而是到附近的风景胜地庐山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有：

　　北伐军是否应暂停前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新克复的地区，还是应继续挺进？想维护和加深革命并通过群众运动来推进革命的人主张前者，而右派及蒋介石则要求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特别是占领财富集中地上海。他们这样主张完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扩大革命的力量。尽管他们不同意，会议还是决定北伐战事暂时休止。

　　革命政府应定都何地？最后的协议是武汉。

　　汪精卫应否尽快召回复职？决定是召回。

　　对这两个问题，蒋介石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军费，并且希望他能掌握的军费越多越好。他的打算是通过他的家乡浙江省到达上海，用金钱收买这些地方的防军首领，而不是用战斗来解决他们。然后，他就可以从浙江和上海的地主豪绅、银行家和工商业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交换条件是蒋介石将以他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工农群众的侵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蒋介石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战略是麻痹他的对手，暗中扩大兵权和财源。

　　但当这些党政要员们动身前往武汉时，蒋介石却突然取消了他原来答应同行的计划，宣布返回他自己的重要据点南昌。他还免去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因为邓是国民党左派，而且这个职务同他的关系太密切、参与的机密也太多，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广州来的党政要员们到达武汉后，他们发现蒋介石早就越过他们，擅自下令制止武汉一切罢工行动并解除了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他对农民运动也给以类似的打击和破坏。

　　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党政先遣人员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九江乘船溯江而上，路上较为舒适。他们到达武汉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个革命新首都港口的外国炮舰。这些外舰不但不按惯例升旗欢迎，以表示对革命政府的蔑视，其中一艘还故意阻挡他们所乘的汽轮航行。但他们很快就看见有三架带着国民政府标志的飞机正擦着英国军舰“金邑子”（“柯克捷夫”）号（它不久前参与了屠杀许多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的上空飞过。这是一个象征，显示中国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水域和空域的主人。船上的革命政府人员为此深感振奋。

　　在武汉，等待着他们的是热烈的欢迎和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决定国家命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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