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46)_爱泼斯坦

四六

　　§（三）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支持群众运动

　　宋庆龄不仅紧握、而且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孙中山当年所想的，主要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帮助和重振国民党。现在对宋庆龄来说，问题在于国民党如何完成它对群众运动所应负的责任。

　　这同群众运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在群众运动中，现在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在担当着领袖的角色。它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处于守势，这是从未有过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10万多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国性的五卅运动的要求和对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顾港英当局掌握紧急状态权力，大量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热烈欢迎。

　　6月23日，广州举行了支援五卅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共约10万人参加，殿后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其中有周恩来）约千人组成的小分队。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驻守在沙面的英、法两国水兵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死52人、伤170人（轻伤不计在内）。这是五卅惨案暴行的重复，而且规模更大。

　　美国总领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这一惨案的日击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于中国游行示威群众的，但他在报告中也说，游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游行之前“（沙面的外国驻军）就在各战略要点设障筑塞”。在沙面对岸，游行队伍“可能因为前面有些拥挤而停止行进”，于是，“响起了第一枪……很快到处都开起枪来……紧密的枪声持续了约15分钟……奇怪的是，欧洲人死伤很少。”〔据一个外国消息来源说，在沙面死了1个法国人、4个英国人，对岸的中国人死了50个，伤者更多。〕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边先开的枪”，^①詹金斯的话说得很圆滑，但他自己的叙述不会使人怀疑是中国人先开的枪，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要进入沙面的动作，而且他们在自己这一边丝毫没有设防，以对付沙面岛上由沙包堆成的机关枪窠。

　　①转引自博格著书，见上条。原载英国外交部出版物《中国，一号（1926），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开第一枪的有关材料》，皇家文印局，伦敦，Cmd．2869。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的总领事在游行的上一天曾经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尝试”（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将以“火力”对付。“我用这样的调子说话，”他以强烈的讽刺口吻接着写道，“是为了使他们以后不能说‘野蛮的帝国主义步枪队滥杀无辜的中国青年’。”^①沙面的外国“守卫者”既然被鼓起了这样一种“给这些家伙一点教训”的情绪，难怪他们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又杀气腾腾。

　　①詹金斯的报告载《美国外交关系（1925）》（美国政府出版局）第752页。转引自多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页。

　　“沙基惨案”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省港大罢工的规模，有25万人参加了罢工的行列。这次大罢工从1925年6月延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可能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罢工。在大罢工的同时还对香港和广州实行全面封锁，并禁止一切英国货进口。

　　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①

　　①博格著书，见上条，第42—44页。

　　“（这次大罢工）同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一次罢工不同，它是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的产物，可以同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运动相比拟……

　　“罢工委员会分派出约有3000人的纠察队，有的驻守在广东全省各口岸，仔细检查所有出海的货物；有的则在全省各条公路上检查货运和中外旅客。还通过了规定：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船只准予进入广东口岸，但任何船只如经过港澳即不准在广东卸货。英国货物和船只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进入广东，其他国家船只如不经过香港或澳门则允许到广东自由贸易。违反上述规定者，其货物全部没收，由特别委员会予以拍卖。”

　　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罢工高潮阶段，在宋庆龄（向广州政府疏通）和鲍罗廷夫人（向罢工委员会疏通）的帮助下，来到了广州。她从一个热烈同情者的观点描写了罢工情况。她对工人斗争富有经验，曾积极参与1919年美国西雅图的大罢工。她写道：“我就像刚离开古老的亚洲，忽然闯进了现代世界。……这次广州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同西雅图、匹兹堡、伦敦、汉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这儿不是外乡异域，而是故乡。

　　“辛西娅（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21岁）……指给我看一条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这是罢工工人献给广州的礼物，以报答广州将自己与黄埔联接起来的友好举动。黄埔是广州的港口和军事基地，位于下游11英里处。

　　“她说，‘罢工工人正在加强这座城市，好让我们永远牢记这次罢工。’

　　“……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海员工会领导了罢工。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主席，也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我说，‘共有140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斗争，也不是中英斗争。请代我们转告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记述了这次罢工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影响：“我先去了香港。广州罢工，罢工工人坚持了6个月的封锁……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银行向伦敦求救以免破产，这个城市每天要损失100多万美元。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知道采矿热过去后内华达州的那些鬼镇吗？我整个夏天都在想，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第三大港——在东方的第一大港——出现。’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罢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章《广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写报道的概述。

　　纽约《民族》杂志编辑刘易斯·甘尼特在这年冬天去中国旅行，他写到香港的情况：“……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广州开始罢工、封锁香港、香港华工响应，航运降至每天34艘。房地产价跌落一半……英国大银行（东方最强的金融机构）股票价格也跌落了一百多个百分点……”^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买卖停止。大楼空荡荡的。办公室都关了门。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①

　　①博格引用多萝西·奥查德著《中国如何用抵制作为政治武器》，载《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院学报》，1930年11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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