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39)_爱泼斯坦

三九

　　§（四）动员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

　　在社会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农会是由年轻、瘦弱但充满激情的彭湃（1896—1929）组织的。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分给了农民。他完全像农民一样地穿衣、吃饭、生活，成了当地农民所信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①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由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长，下级组织中的农民工作主要也由共产党人去做，因为其他集团对此不感兴趣，还有怀疑。在广州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这是一所培训领导骨干的学校，选送来的学员人数不多，但都有实际斗争经验，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农村问题、组织工作和军事知识。1924年8月21日，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②

　　①彭湃在1929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杀害。
　　②中文引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页。

　　宋庆龄后来曾回忆说，“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①

　　①中文引文见《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6页。

　　但孙中山没有立即实行分田，因为这将使小地主阶层受到震动，而国民党的许多官员和下级军官都是这个阶层出身的。因此，广东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改变，只有几个地方实行了减租，个别地方没收了土地。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发表）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届学员讲授过，这届学员人数最多并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分（前几届学员都来自广东及毗邻省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调研，并在3月间发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此文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

　　在广东工人中，自1922年共产党组织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很强。1923年，广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坚持了8个月，终获胜利。起初，工人同孙中山的新政府间关系并不太好，因为后者仍须依靠一些军阀。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成为支持孙中山反对外部敌人和制止国民党内右派捣乱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孙中山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会和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末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的规定（一切外国人则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一样，租界里的外国人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中国工人帮助的情况下过日子，自己做清洁、洗涤等工作（在这些过惯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行动和直接参加战斗，协助平定“商团”的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结仍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10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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