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36)_爱泼斯坦

三六

　　§（二）同李大钊的交谊

　　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号这间幽静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守常）（1889—1928）之间的谈话。孙氏夫妇从陈炯明的叛变和谋害行动中脱险之后所进行的这次谈话，标志着孙中山在这次苦痛和危险的经历之后继续探索着使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许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关在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华北）。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他教过的学生们记得，他常要求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这样一些国家的时局。他的教学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①

　　①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一前399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谈论而无著作，关于他的人格和学说，主要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尼的《回忆录》。——译者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多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一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有重要性，那么孙一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中国本身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和各种思路。

　　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做法后来变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绍人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张继（他一点也不左）。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38岁。同李一样，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蒋介石下令杀害的。张太雷则是1927年在国民党右翼镇压著名的“广州公社”时战死的。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个“热血青年”。他们汇报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当教育总长，这是“侮辱教育界”。孙劝告他们要把眼光看到这个可恶的总长的主子——军阀，以及这个主子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他们谈话时，庆龄也在场。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孙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会环龙路44号（孙氏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①鲍罗廷娜著《孙中山的顾问》，收入《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回忆录和资料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出版）。年事已高的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娜对她的儿子诺曼口述了这篇回忆录，诺曼又将它译成英文。美国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71年同宋庆龄通信时把这篇篇回忆录的副木寄给了她。本书作者有幸看到这些通信。中文引文据《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6—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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