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32)_爱泼斯坦

三二

　　§（七）广州脱险

　　后来陈炯明公然叛变，在1922年6月16日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只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这一经过，宋庆龄在事件之后不久就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①。她说，当孙和她正在广东韶关（原为曲江县）北伐前线总指挥部时，陈率军潜入省城广州，纵部肆意抢掠，并断绝交通。孙察觉形势危急，即偕庆龄回穗。她写道：

　　①《广州脱险》（1922年6月），载《宋庆龄选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陈虽屡次答应，却不见兵队开调。这时，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陈总部所在地〕。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我们也时常往来。……陈素来的地位军力，皆由我党所界与，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在这里可以插叙一段情节。在兵变发生前，庆龄的姐姐霭龄带着她的小女儿洛士文（庆龄小时曾用的英文名字）来看望她和孙。庆龄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霭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一位同霭龄关系密切的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霭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是绝不可能脱险的。”^①庆龄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①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22页。

　　“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部队达二万五千名，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据另外一些文章中的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先走，自己留下。^①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②

　　①见《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6月3日），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
　　②据廖梦醒著《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同上书，第136页。

　　张猛^①曾是总统府卫队营士兵。他回忆说，当时任营长的是叶挺。叶是共产党员，在后来的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曾担任过领导工作。

　　①张猛现已故世。1985年，本书作者曾在广州采访过他，当时他已年近九旬，但记忆准确，声音洪亮。他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父亲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战士，在一次反清起事中牺牲。他自己在参军之前曾做过裁缝。

　　庆龄接着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①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

　　①龙济光是云南省的一个旧式军人，在清末和袁世凯窃国时曾在广东掌权。陈炯明在从事革命时多次对龙作战并最后将之逐出。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①（中山先生的侍卫），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

　　①姚观顺的英文名字是“乔治·鲍上校”，他是美籍华裔，1887年生于美国加州格拉斯谷，后毕业于美国诺恩里奇军事学校。他的祖上原籍广东香山，是孙中山的同乡。1917年，他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卫队，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奉命保护孙夫人脱险，自己负伤。伤愈后，他又在1925一1927年的北伐军中任工程师（这是他的专业）。1931年，由宋庆龄推荐给她弟弟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派往财政部所属的“盐警队”任职。他先后参加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在炮火纷飞中过了几乎整个白天，其间有个守中立的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队提出的第一条是保孙夫人平安出险，那个军官又说他不能担保。于是宋庆龄和卫兵们设法逃出，遇上大群闯进来抢掠的乱兵和暴民，幸亏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庆龄记述道，“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我们跑到一座村屋，……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叛军士兵再次来到，开枪乱射。宋庆龄的一个卫兵出门去看动静，不幸中弹牺牲。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庆龄最后写道：“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

　　在这篇记述中，庆龄没有提到她的怀孕，也没有提到她在脱险过程中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致流产。这一事实看来是确凿的，但流产的地点不很清楚，多数记述认为是在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博士家中，庆龄最后是在这里暂避的。这件不幸的事情对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别对她来说是如此，因为她热爱孩子，而据说医生以后检查的结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孙氏夫妇是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由广州赴香港的。这事出于孙中山的美国老友及法律顾问罗伯特·诺曼的大力协助。他先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由美国炮舰送他们去港，但被拒绝。英国人当然不比美国人更喜欢孙中山，但他们的头脑看来要更复杂些：孙中山和他的信徒们在密迩香港的广东有根深蒂固的势力，而且说不定将来的天下也可能是他们的，那又何必做得太绝呢？

　　在香港，孙中山和宋庆龄换乘民用客轮“俄罗斯皇后”号赴上海。

　　有两件有意义的事在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

　　陈炯明占据广州后，得到了一些孙中山早期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谈话的书面记录。他把这些记录（可能还加上一些歪曲和编造的材料）送到香港和大陆的一些不倾向革命的中国报纸和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外国报纸去发表，这些报纸对之大事渲染。陈借此以“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的大救星”自命，从广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持的大军阀吴佩孚（北京军阀政府的支柱）以及香港的英国人那里捞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金钱、军火源源而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个军界和政坛人物蒋介石开始发迹。蒋是孙中山从广州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时随从军官之一。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孙每天在一起，并赢得了孙的好感。在此之前，有好几年蒋脱离了军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他在“永丰”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英雄——他随孙上舰后眼看形势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但他同孙的关系使他后来得以取得国民党的最高军政大权。再后来，他同上海金融界的勾结又使他实现了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叛变，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叛变，同陈炯明在小小一省内的叛变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昆明任中国与美军的联络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派女儿到北京来拜访他的老上级李济深（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澳门从事工程工作，1952年逝世。以上根据他的女儿姚曼裳写的关于他的一篇传略，载《文史资料选辑》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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