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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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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和宋庆龄)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内行动起来,并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引起回响。有些作者或出于误解、或由于偏见,对于孙中山赞同五四运动的程度表示怀疑。事实上,五四运动对他来说意味着新的前景、新的希望。从一封在他提示下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五四运动是由于“(北京)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中山先生同属国民一分子,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他不仅肯定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一起来“唤醒国魂。”①另外一个材料说,孙中山“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他在给上海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回信中鼓励学生开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个当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罗家伦(他后来向右转并成为国民党的大官)谈到孙中山的态度时说,“他以极大的热诚把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吸收入他的党。每次接见北京的学生代表,他总要同他们谈三、四个小时,并且越谈越有兴致。”③ ①见前引金冲及文。 ②周策纵著《五四运动》(英文),第125、247页。 ③见周策纵书引用1920年罗家伦著《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失败……》1943年重庆重印本。1943年时罗已是国民党高官,以后曾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 有人把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说成是“共产党夸大其辞”。罗家伦本人的政治倾向使他的这段证词更有力地驳斥掉这种说法。 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许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① ①许德珩著《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原载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68页。 但人们可以设想,庆龄的青年热情同样为这些学生——他们同她年纪相若——所激发,而且其程度并不下于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孙中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创办了《建设》杂志①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 ①这本杂志的名称无疑同30年后宋庆龄为她创办的对外刊物取名《中国建设》有着某种联系,后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月创刊的,以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至1990年1月易名《今日中国》。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中指出:“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阐述“重行革命”时,他强调辛亥革命“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所以现在要把窃据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僚、军阀、阴谋政客”驱除殆尽,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民国之主人”① ①《孙中山选集》,第4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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