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4)_爱泼斯坦

一四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合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①参见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08页。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写给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详的友人的，尤妮斯·汤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载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时报》，1928年3月13日出版。后来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上所载《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姐妹》一文，其内容基本相同。又，参见同上书，第119—120页。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缛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①

　　①1913年写的信，参见同上书英文版第76页。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莱）的著作。”^②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国随笔作家、编辑、医师，又以女权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译者
　　②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6年9月24日）上发表的张珏的文章。

　　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初起时，日本站到协约国一边，它不去参与欧洲的争执而是去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却不让其他协约国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军事和商业要地青岛在内的中国山东省的一部分。在这里，日本军队打了唯一的陆上一仗。德国只有少量驻军，日本用了极小的代价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大陆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孔子的故乡。^①

　　①在太平洋，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占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其中如特鲁克群岛和埃尼威托克岛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两军曾进行血战。

　　1915年1月，正当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的时候，日本为了想要独霸全中国，作了一次狂妄的尝试。它向独裁者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吓性的“二十一条”——所用的纸上有着大炮图象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飨。袁世凯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实施，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袁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计划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这年年底，他公然称帝。但没有过多少天，蔡锷和其他将领在僻远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的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为振奋，同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行动起来。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孙中山还派了一架飞机到上海去散发传单，引起轰动。这架飞机是由梅屋庄吉资助购买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用飞行员驾驶。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中国各处纷起讨袁，起义都是由当地的或从日本派回国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在东京，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在1915年4月发表了新的讨袁宣言，宋庆龄把它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凯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由外、国列强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强人”的下场。

　　这标志着孙中山近30年革命活动——表面看来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他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中国必须有一个皇帝”这一陈旧的观念。这个观念曾经成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条，而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则宣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只不过要实行君主立宪。十分明显，这些观念都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当然，死抱住这种观念的人还是有的，其中还有外国人，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外国人总喜欢断言“对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或者毋宁说对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在国内事务上，他是开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宪法的权威。但他却担任了袁世凯的主要顾问和理论家，为袁帝制自为的野心制造舆论。）

　　但是，时局的演变也证明，尽管共和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建设共和国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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