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97)_虚阁网

九七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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