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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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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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