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67)_虚阁网

六七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细想来，其中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时代悲剧。这种悲剧对孙犁灵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极省的《〈善閛纪年〉诗抄》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它。

　　关于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访旧》。其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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