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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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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到晋察冀通讯社的这年冬季,他到雁北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时机关已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一个处于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从这里动身,同行者还有董、夏两位。夏似乎是党员,社长虽未说明由他负责,孙犁揣情度势,认为他在三人之中更被信任。雁门关以北统称雁北地区,那里冰天雪地,春风不度,大雁也不往那儿飞。出发时,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短小而不可体的中式土布棉装,特别是孙犁,因为个子高,穿上这套棉袄裤,手腕和脚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着。另有一顶毡帽,形似未充气的皮球,剪开一半,翻过来却可以护耳。此外,腰间缠上一根布带,——这样一来,上装更有捉襟见肘之虞,但可以更有效地抵御雁北的风寒。何况,和当地农民比较,这已经是很优越的装束了。 去雁北的路很难走,他们又多走僻路,爬山涉水不用说,有时还要从只有走兽才能攀援、穿过的山峰中,相互提拉而过。这样走了几天,终于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行署所辖范围,主要是应县、繁峙一带。行署主任王斐然,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到育德任职的,那时他整天穿一件不很干净的蓝布长衫,行路、举止显得蹒跚而潦倒。现在可是意气风发、一改旧观了。 这时王震的部队正在雁北活动,他和老茧做了一些日子的随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想,就跟着行署主任转移。一天来到某村,正要吃炖羊肉,还没烧熟,已从窗口里看见山头上下来日本兵。他们放下碗筷,往后山疾跑,下山后就是一条结了薄冰的河,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他穿着棉裤,硬郯过去。 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着什么人。回答说有一名记者。 “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穷山恶水,伙伴情深〗 从雁北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家过年,东望冀中,他仿佛看到了吞没在硝烟中的故乡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年三十晚上,房东来到他的屋里,恭敬地把一个黑粗瓷饭碗和一双荆条做的筷子放在炕沿上:“尝尝吧。” 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非常感动地接受了他的馈赠。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粗筋裸露的大手,话不多,甚至连笑容也带着愁苦……这些特征,也是孙犁在冀中农民身上看惯了的。 这里的生活,却比冀中更苦。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可耕地极少。人们常常看到,住在向阳山坡上的农户,把房前房后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凡有泥土的地方,哪怕只有炕席或方桌那么大,也都因地制宜地种上庄稼。这样,在秋收后,他们的房顶上、屋檐下、门框和窗棂上……便挂满了红、黄、赭、绿等各种粮穗和果蔬。但是,以这种方式换来的收获终究太少了,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各种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冀中,荒年时才吃树叶,而且多半是榆、柳的嫩叶。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是巴掌大的蓖麻叶,都往缸里泡,上面压上大石头,一任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乱爬。吃的时候,拿到河里洗净,切碎后加一点盐。 房东这天拿来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因为过年的缘故。 孙犁多次谈到他在晋察冀山地里的生活情形。抗战初年,在冀中吃得还好,因为有家庭的接济,可以经常下小馆。1939年到阜平后,便过起每日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而且常常吃不饱。哪里能吃得饱呢?“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吃不饱,就喜欢到野外转游,例如像前面说的,掏点儿小沙鱼,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后,就到山沟里去拣残落的红枣、黑枣、核桃和梨子等。拣完了树下的,还要仰望树上的:那里有主人的竿子够不着的地方,残挂在树尖上,却是最大、最红、最美丽的果子。这当然也是最大的诱惑。他常常拣起石子,向它瞄准。结果是直到脖颈发僵,那红的果可能还在空中向他讪笑。“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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