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孙犁传 | 上页 下页 |
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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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那年,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不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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