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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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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土地! 对待那个人人都要来临的归宿,他在日记里抄录了一段罗素的话: 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再担心死亡,太可笑了。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使你的利益变得广泛,使之超出自我的范围,直到束缚自我的障碍一点一点消失,这样就会与宇宙共存了。他不是超人、哲人。想超越又无法全部超越,是每个凡人都具有的矛盾性。但他觉得罗素的思想能纯净自己,升华自己,是崇高的。 他究竟来自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和它的土地。写完《红石滩》,他还有辛勤笔耕,撰写另外的回忆录,整理笔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九十岁又捧出一本新写的书。他不会忘记有一次与巴金见面,谈起几个熟悉的名人太讲究营养、太讲究保健,打个喷嚏也要住进医院,巴金听了一笑说:“如果什么事也不作,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感受到一种天外的呼唤,心在应和:就做一块年年生长庄稼的川西北的红土地吧!做红土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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