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118)_吴福辉

一一八

　　这一年来，他甚至出现少有的厌倦心理。4月他赴重庆观川戏《江姐》的预演。两个女儿来探望他。他分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与她们逛城，玩。一天，送刚颀回她所在的大坪医院，乘车到肖家湾，穿过街道和一段田间小路，直到医院大门分手，然后返身回车站。他两次回头都见女儿伫立在大门口不动。他忽发奇想，是不是买舟东下，到那里隐姓埋名地住些日子，避避这可怕的精神熬煎！

　　他想一个人到乡下去住。他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下去搞两年创作的愿望。艾芜总说“文从笔下起”，鼓励他紧张地写作，来医治任何种类的不快。他最近已较少与人争执，别人反映他的脾气变好了。对于从前可能一触即跳的事情，他能沉住气想一想了。

　　写解放前夕的长篇的计划，到1966年2月又一次被放弃。虽然他跟艾芜去郫县的那一次，还在请县里的同志协助搜集该县匪敌暴乱的资料。转过年1月还与张秀熟谈解放初期四川社会的风貌。他毕竟还是搁下了。他捡起手边一份中篇残稿，这是从1959年三台双龙的原始材料发展起来的一部作品。原计划写十七章　，已成的六章　半，前两章还是玉颀生前抄就的。看着亡妻一个个娟秀的字体，他多么想把它续成。

　　好像他还不甘心，要在能不能写的问题上作一次挣扎。

　　4月份去北京开工作会议，文化界最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之势已经形成。思想压力加重。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除了强迫性地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

　　5月18日，在不祥的夜晚9时，被召集起来听动员报告，才知道省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省文联领导“文化大革命”。他靠边了。前几天省委宣传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批判文章，他还在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呢。急骤的思考使他两夜不能入睡，就像进入创作高潮，满脑子只有文字在跳动！这文字便是批判、批判、批判……

　　你又成了阶下囚。不过不是四十年代的自我封闭，而是真正的关押。像是一出闹剧，拘留你的恰是你在位的政权。

　　是场悲剧。整个民族沉入灾难之底，才开始思索。我的囚禁地的名称，似包含了哲理、天理。

　　※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文革”囚徒】

　　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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