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103)_吴福辉

一〇三

　　他们都读过了《淘金记》，觉得是出色的对“地狱”的描写，是地方风俗史。但一谈到讽刺，他们的话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如果要普通读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们会很吃力。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仔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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