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44)_吴福辉

四四

　　他还联想起那祥林嫂失去儿子以后，频于破灭的精神状态，周围世界对她的冷酷无情。在写作时，不知不觉把《祝福》里的某些场景，与这个《兽道》里的魏老婆子的境遇合而为一。“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如同祥林嫂那一句“我真傻，真的”，最后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沙汀的暴露心态，与家乡社会发生的奇特狰狞的事件结合，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他这个期间的审美情趣，偏于题材的传奇性，忽视对平凡题材的开掘相一致。这一类的小说源源而来。

　　这一年6月写《在祠堂里》，7月写《灾区一宿》，9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2月写《代理县长》。暴露，形成了一次高峰。《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它们统统构成了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其描写野蛮的现实，只《在祠堂里》一篇，就够动人心魄的。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在安县听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词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周立波当年推崇这篇小说：沙汀的《在祠堂里》，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注入了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一种新的成就。到了年底，北川故事的创作进入高潮。沙汀的讽刺性人物小说，继《丁跛公》之后再度出场。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查灾时，别人提供的材料。他只把轻易杀人的对象，选定在地主身上罢了。这是他对红军长征过境后，北川毁灭的政治性解释，显示了左翼社会分析的特征。不过，历来仍为许多论者所不满，指责他的“自然主义”：把军阀战争、农民反抗与红军长征混杂在一起。可是战乱就是战乱，做为引起战乱的一个因素，和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沙汀在北川实地调查时，便分得清清楚楚。《代理县长》是成熟的小说，采自他的直接观察。在北川，是有这么个代理县长，沙汀曾见过的。代理县长与县长都是外地人，县长借口到上面请求赈款，将事情推给了这个旧军官，溜了。但真正触发他写这篇小说的，并不是他，却是另一人。

　　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指北川——笔者）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诈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小说的主角。一个模特儿，点活了他以往的和在北川刚刚体会到的经验。秘书演化成了县长。又与沙汀从小熟悉的各式沾满“流氓气和市侩气”的“烂官僚分子”，比如安县的魏道三之流融和成一气。增删、充实、联想、发挥，一个沙汀式的人物，便呼之欲出了。

　　一个苦寒已极的荒凉可怕的灾县，“灵房”一样的县政府衙门，怨怒的科长们和乘机出头的联保主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出了代理县长满身的“泼皮”劲儿。他精力过剩，惯过“烂帐日子”，乐呵呵的满不在乎的性情，只是在勒索出境灾民的办法失败后，有一刹那间失控，但随即又振作起来，想出叫灾民买票候赈的法子。“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生长在赤贫的中国内地的统治者的“蛮”和“蠢”，在一种不自知的境况下，充满自信地活着，且活得有滋有味，这是多么可笑、可怜的现实。经过精心选择的代理县长舒舒坦坦洗好一帕脸的细节，手提包米的手帕、穿腌肉的草绳，挨门挨户借锅做饭的细节，深湛的运用语言的功夫等等，使整个小说表现故乡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对中国统治结构的愚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你一写这种人物，就来了神。丁跛公、代理县长都如此。大概这是我的偏爱。到《红石滩》里的胖爷，不绝如缕。这里包含我对乡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某种理解吧）

　　《代理县长》原先交《文学》杂志，送审未得通过。小说刺痛了管书报检查的那些“蛮”而“蠢”的老爷们。后寄到北方，由沈从文转给《国闻周报》才得见天日。

　　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在沙汀手里越发变得纯熟。他的文学的时代使命感仍然很强，却再不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主题，来铺陈敷衍小说。他的最有地方性的文学，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两个口号·《文学界》·《光明》】

　　写作《兽道》、《在祠堂里》的时候，沙汀从四川回来怕已有三个多月了。不久从环龙路又搬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所，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间客堂。

　　他的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和一张写作的台子，以及几大箱子的书籍，其余便是被扔在床头或者台子底下的报章杂志以及一些龌龊的衣服而已。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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