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27)_吴福辉

二七

　　同行人散了，他一人独住。常去看望萧崇素。萧家在安县原是大户，杨家老房子卖给萧伯庸，这个买主便是萧崇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安昌镇，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东西，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他们初次见面，萧对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自然较为熟悉，介绍了一些情况。萧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南国艺术学院的对面，本想介绍他到这个好客的田汉办的学校去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师低两班的同学。在校并不熟，但彼此的政治面貌是知道的。

　　葛乔跑来看“杨二哥”，接着就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见人特别亲热。任、王过去是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教务长杨伯凯的学生。这些人清一色是四川南充老乡，“三·三一”、“二·一六”惨案后，相继逃亡出来的。任在成都与周尚明一起，负责过团的工作。他是刘愿庵下级，刘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任听他传达过。也认识袁诗尧。所以，一谈起这些共同的熟人，大家不仅在异地是同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同志”感。

　　杨子青刚到陌生的上海，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为什么一座学校可以“招顶”卖掉？为什么男女脱离姘头关系还在大报上堂而皇之地登载“启事”？为什么走在街上一碰见巡捕“抄靶子”，就得高高举起手来？从安县到上海，文化、风俗的落差之大，外乡人对大城市的陌生，使他的由山地养成的心自然缩拢。现在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四川圈子，虽然谁也绝口不谈过去的组织关系，但心里觉得踏实不少。

　　任白戈对他尤其热情。任和他的老师杨伯凯一道，在招商公学教书，几次单独跑来看他，一谈就是半天。任说：“不要考什么学校了，就自学嘛！”他说葛乔、王义林就准备自学日文，研究哲学、经济学。杨子青一心就想好好地研读社会科学，被任这么一鼓动，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

　　其时，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纷纷从第一线退下来，隐藏在上海。一部分住在法租界，因这里不像英界巡捕房，动不动就搞“引渡”。更多的是聚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带地方。这里除了“两不管”，安全，容易找到厢房、亭子间等低廉住屋外，附近宝山路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很吸引杨子青这样一类的自学青年。不久，他与萧崇素一块迁入的闸北德恩里十三号，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地段。

　　过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向西北拐进窄小的荣桂路，踏着碎石铺的路面，走到与东横浜路、横浜路交界的三叉路口上，便是德恩里了。一些三排石库门改造的房子，十三号在中间一排。租给他们房的二房东，是个做西服的中国裁缝，老婆是个日本人。所以，常有日本和尚敲起羊皮鼓，到门前来化缘。

　　萧崇素住十二号的二楼前楼，杨子青住后楼。按照上海人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平时走的都是后门。与后门相邻的第一排房子，便住着周扬（起应）、周立波（绍仪）、赵铭彝三位。萧崇素正从事左翼戏剧活动，认识赵铭彝，经赵认识了周扬、立波。周立波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自学英语。他们正在一块搞摩登社，比较熟了。杨子青在弄堂里碰到二周，周扬身着西服，长长的脸，漂漂亮亮的，与任白戈很相像的一点是，都喜欢主动与人接近。萧从中一介绍，彼此就认识了。不过起初，他觉得这几个文化人的谈吐很有优越感，未便主动接近。

　　沙汀给我的印象是面目严肃，不讲究穿戴。川北人都朴素，被人称为“苕哥儿”，意思是吃红苕的，土。川北人在中国人当中好比北欧人，苦寒、耐劳，做学问、做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为人仁义，肯帮忙，但不主动交往人，深居简出，戴个博士帽，着灰色爱国布长衫。他那时关在屋子里读契诃夫，读迷了，一个人又拍桌子，又笑，被周扬看见，很有趣地告诉我。这“又拍桌子，又笑”，说的便是杨子青独自学习的情景。比起在省一师或汶江小学时期的读书，德恩里的自学，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集中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他仍然关心着“我们民族底悲苦的命数”。与任白戈他们商量着办书店、翻译革命理论书籍。但白色恐怖使他与实际活动隔绝，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大的苦闷使他一头栽到文学里面。这时，正是蒋光慈的革命文学时代。普罗作品不会不吸引他，但他主要还是读左翼提倡的俄国和欧洲经典作家的中译本。

　　他没日没夜地读，如他形容的，“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

　　（我总在捕捉你的文学才能。有许多作家是以浪漫的喷发力，和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人感到他们的才华横溢。现在我从你这句“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自白里，一下子领悟到你的气质，你的内在的玄想能力）

　　在他想象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契诃夫等的人物就活在他的小屋里。他深爱普希金的《甲毕丹之女》（赵诚之译，即后来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能用简洁的笔触，突出普加乔夫的性格特色。梅里美的《嘉尔曼》、《西班牙通信》、芥川的《鼻子》、《罗森门》，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心理，使他读的时候，心都战栗起来。他为果戈理《外套》那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讽谕所震惊。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则令他着了迷。《苦恼》、《凡卡》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凡卡把向爷爷诉说自己当学徒之苦的信，未写清名址便投入信箱的细节，沉重得叫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房里站着《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仿佛看见他俩在流放监狱里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的矛盾心情，隐秘感情的动荡起伏，被老托尔斯泰表现得毛发毕现！这个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复诵下来了。

　　（你总提《复活》的结尾。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是使你想到张君培、周尚明，甚至想到自己与黄玉颀？隔离，使我对玉颀的爱恋更加狂热，更加充满想象。这对我投入感情的阅读或许有关，但你不能把政治、婚恋全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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