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14)_吴福辉

一四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诨名“萧神仙”，因他喜爱撇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

　　沙汀传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级友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没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称他为“播种者”。

　　张君培的脸似乎永远没有洗净过。牙齿洁白，鼻子和眼眶周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麻子。穿了不合身的又旧又破的斜纹制服，蓝布袜子和火麻草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张的独往独来、爱好争嘴、直言批评旁人的性格。他经常发出朝熙听来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怪论。

　　“你们只觉得娼妓很无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浮上一个挑衅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训的紧接着说，“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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