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12)_吴福辉

一二

　　【操袍哥？从军？】

　　杨朝熙回到家里继续读书，情况却同过去有了变化。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在这之前，他经历了母亲那场哭诉，说她如何苦，拖起他们读书不容易，而他们只会顽皮、睡懒觉。他原来从不惧怕母亲，这时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羞惭之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因为他已到了稍稍更事的年龄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朦胧到开始懂得考虑自身、审视自己的时刻，只是结局不同罢了。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如果不是舅父的思想改变，杨朝熙这些袍哥子弟的第一个前途本应就是操袍哥。但是川西北的军阀们，尽管自己一个个是袍哥、土匪出身，偏偏特别地看重读书人。在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崇拜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怪。这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郑慕周有了队伍，马上表示不准他的弟男子侄加入袍哥。连朋友的子弟也劝阻。他与吕超的侄儿拜把，吕某也是连长，这个人读过书，对郑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帮助青年人出外求学，举办各种文化事业，都很舍得花钱。

　　1919年，何鼎臣病故，谢象仪升任十八团团长，郑慕周为第三营营长，驻茂县。舅父要求朝熙好好读书。他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游的修金很贵，一年需一百银元，还要供给全部的食宿。他的脾气大，架子大，教书很严，朝熙吃了他不少戒尺，母亲也帮不上忙。但教了一年便走了。

　　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教他们两兄弟。谢是朝熙二婶母的兄弟，论起来应当叫舅舅，是个秀才。他在城关一个“师范讲习班”教国文，他们兄弟俩白天去讲习班所在的南门自治局寄读，晚上回家再读。谢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他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

　　（在我十六、七岁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进茶馆跟袍哥大爷混，读书相当用功了。天明即起，晚上读到深夜。读《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癒开始与本县高小学生或在成都、中坝（江油）上学的中学生接触。哥哥这时结了婚。——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十七岁那年，安县城关一批知识分子，这之中有小学教员，做文牍工作的，小学卒业后经商的，约二、三十人，成立了一个“会文社”。发起人是李心泉。大家合伙开了个文具店，朝熙跟哥哥都入了股。本来相邀每年春节时聚餐，但只举行了一次便散了。这是他最初的社会活动。

　　除了谢、刘两家的学友子弟外，其他塾外的朋友与他过从较密的是陈克玺（宝章）、杨承祺（寇斌）。这两人加上谢荣华（兆华），曾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与朝熙换了帖，结拜为兄弟。

　　陈、杨两位读书好，有学问，也能写字。他是因为学字才认识他们的。曾有一个时候，他受本县前清知县武生辉和蒋品珊老师的影响，一心学习黄庭坚字，到处求教。他认识陈、杨以后，才知道读《史记》。就象他在青云堂避难时才读到《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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