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二乐章(2)

生命的第二乐章(2)

　　在论及《红楼梦》中人物衣着样式时，沈从文说：《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方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不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样式。这十二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情形。这一见解，就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所可道及。

　　这种方注也被用于书画鉴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旁及一系列与服饰问题有关的传世名画的真伪，对已成定论的作者和创作时代，提出质疑和有分量的新看法。

　　传世阎立本作《萧翼兰亭图》，人无间言，殊不知图中烧茶部分，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罐盖，只宋元银瓷器上常见，哪会出现于唐初？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许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③

　　沈从文的研究，动摇了书画鉴定中传统的“帝王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原则。

　　黄裳在论及书画鉴定的历史时说：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60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①

　　其实，这种综合鉴定的方法，沈从文早在1947年就已经提出并实际运用了。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他对相传出自隋代展子虔之手的《游春图》真伪提出质疑时，就指出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代与初唐体制。淡红衫子蒲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所咏，画面空气见出唐诗韵致。画中山头着树法，枝柔而敧，却是唐代法，与论展子虔“细饰犀栉；冰嘶斧刃”画风不相称。衣著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要晚些，建筑时代也晚。从服饰制度、生活风习、画风演变，诗歌吟咏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比证，从而提出“若说是展子虔真迹，还得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哪会有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培植而出的丰硕果实。服饰的形制、演变的阐释，被置于一个时代整体文化的氛围中，不仅创见迭出，而且左右逢源，给人以生气淋漓之感。例如在阐释唐代妇女头饰时，作者指出，“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上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

　　当时于发髻间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王建《宫词》即说过：“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这种小小梳子是用金、银、犀、玉、牙等不同材料做成的，陕洛唐墓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中的“小山”，历代注家有指为“眉山”的，有解作“屏山”的，近于猜谜。沈从文根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和出土实物，相互比证，不能不使人叹服。又如杜牧咏七夕夜园中小景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其中的“轻罗小扇”历来被认为是团扇一类东西，画家也一直这样画。但这不免令人生疑：团扇用以扑蝶尚可，扑萤只怕劳而无功。沈从文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有这种小扇，其实是类似苍蝇拍子的东西。

　　沈从文的发现并不止于这类局部比证，还表现为对不同时代服饰特征及演变的整体把握。例如关于唐代妇女服饰，虽然常见于文献记载，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不得其详。沈从文根据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唐代作家的诗文形容结合互证，做出了详尽具体的描述。在唐初至开元年间，由于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到妇女服饰，“戴金锦浑脱帽，著翻领小袖或男子圆领衫子，系细缕绦带，穿条纹间道锦卷边小口裤，透空软锦靴，部分发髻多上耸如俊鹘展翅。无例外作黄星点额，颊边作二新月牙样子（或更在嘴角酒窝间加二小点胭脂）”。到元和时，则演变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的“时世妆”。前者健康活泼，后者则完全近于病态。——时代的变化怎样导致了审美趣味的变化，外来影响如何结出两样不同果实。

　　这种文献、诗文与实物互证的结果，文学的描述形容增加了服饰的色彩和生命。反过来，实物的具象性，又弥补了文字艺术的模糊性造成的缺陷，是足以破千古之惑的。

　　这一研究方法在实际掌握与运用中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在研究者方面，必须具备历史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学、绘画、雕塑及文物学等极为宽泛广博的知识学问基础，以及这诸多知识学问融汇贯通所培养的文化通感和悟性。历史仿佛有意成全沈从文。他前半生做为文学家的经历和修养，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积累起来的书法、绘画和文物史知识及鉴赏能力，他的“读书多而杂”——各种野史、杂说笔记、工艺百家之言的广泛涉猎，以及解放后20多年间过手百万计文物所得的实感经验，为沈从文开创新的文物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究客体方面，困难也是不小的。正如有人曾指出的那样：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在艺术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这一类情况是纷纭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①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在广阔的文化空间寻找事物之间错综复杂联系的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又需要细如毫发的精致感觉。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提供了一系列堪称典范的分析。例如在谈到成为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沈从文对当时的名贵马具“金银闹装鞍”作了详尽阐释，以证明旧传宋代宫素然作《明妃出塞图》，就因全然不懂“五鞘孔制”，从而造成错误。在论及元初一些绘画时，沈从文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鞘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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