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1)

　　丹江口火葬场终于未能成为沈从文的最后归宿。1971年冬，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良，病情逐渐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起来，连日常行动都成了问题，终于获许返回北京。半年后，张兆和申请退休得到批准，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从北京至咸宁的双溪，再转丹江，到重返北京，短短两年间，前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辗转数千里，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这又并非出自对现实泯灭是非的主动顺应。他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以衡量来到自己身边的事事物物。

　　当“文化大革命”浪涌飙举，国家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发生多来诺骨牌效应的时候，对这种摧毁一切的社会现象，沈从文虽然感到这场革命真正没有中心思想，简直是一曲混乱而失章次的无主题变奏，却寄重于这一切并非全出自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决策，而只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鱼龙混杂而难免的混乱。因此，当别人信誓旦旦，要以去干校的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的时候，他信以为真，虽然毫无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还不免几分无可奈何，到底还愿以老病之身，服从上面的安排。

　　可是，当他糊糊涂涂到了双溪，又从最初的糊涂中清醒过来，他的心里终于起了怀疑。

　　这怀疑并不源于个人上当受骗的感觉。同其他人相较，自己还算得上幸运。既未如老舍那样被逼投湖自尽，也未挨打致残，甚至没有遭牢狱之灾。然而，想起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眼前的事实引起沈从文严重的不安。

　　——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搁下工作不做，下放到农村来，使得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整个国家机构出了问题，才有人利用机会，弄权术，搞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大作坏事蠢事？

　　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1970年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①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容。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
　　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
　　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
　　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了惯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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