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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复苏(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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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依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20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年轻生命中,作成千万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的奇迹。这种对思想的倚重,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一面却承认共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联,我所生长的凤凰县,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于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后来被人称作“镇筸苗子”。出于民族压迫,清政府早将土地全部收归官有。辛亥革命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这以后,军阀割据火并,大小军阀土匪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我从这种可怕环境中长大,按家庭出身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后军阀政治的黑暗,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却也妨碍了我对政治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明确。荚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我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因此,生活交往依存于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见于作品与孤立而偏左。另一方面,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之外。 政治斗争时有张驰,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飙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里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19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经过在革命大学10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20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20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20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20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30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20年前约沈从文见面,20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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