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灵魂的迷乱

灵魂的迷乱(1)

　　内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绝大题目：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基于无法回避的现实：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生死较量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正处于时代更替的前夜。

　　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暴风骤雨与战场上的暴风骤雨相呼应，历史遵循固有的逻辑，无情地为自己选择的胜利者开通道路。1948年，一场逐渐加强的风暴正降临到沈从文头上，他无从规避自己份定的命运。他的“游离”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势所必然。而且，这种批判正从具体观点的驳正演绎成目的性的追究。——沈从文的观点对外，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无法避免的没落命运”；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专制帝王的“特别垂青”。一幅幅沈从文的肖像画被描摹出来了：《鸿鸾禧》里的穆季、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清客文丐”……

　　沈从文遭到批判的文章，除《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还有《芷江县的熊公馆》。《芷江县的熊公馆》是一篇回忆性的文字。1947年，是熊希龄病逝10周年。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以“纪念熊希龄逝世10周年”为专栏标题的一组文字，《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其中一篇。文章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以亲戚身份作客熊公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详尽地描述了熊公馆的形制、陈设，熊希龄参与维新变法及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的史迹和人格——“实蕴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与深思”；熊希龄母亲的为人——“自奉极薄”，待下“忠厚宽和”，并以当年“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映衬眼前的衰败冷落，从中感悟历史和人生。

　　这篇文章被指认为歌颂老爷太太们的德行，津津乐道地主阶级的剥削，“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沈从文则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①到后，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作了这样的描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袭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①在这期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折。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12月，辽沈战役结束；同月，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战略包围；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同月，天津解放，国民党傅作义部驻防的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一时间，亢奋与恐慌，期冀与幻灭，坚定与惶惑，一切人类情绪的两极，在北平城内作成一种稀有的交织。一方面，傅作义部正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准备接受和平改编，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政、特系统正纷纷逃离北平，并试图动员一些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飞往台湾。于是，在争取知识界知名人士方面，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国民党北平当局之间的较量，也同时拉开了序幕。

　　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表面上一如既往，然而在暗中，以一些著名教授为对象，围绕着去留问题，两方面的劝说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这些教授的寓所里，各种客人来往不断。这种情形也在沈从文家里发生。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在沈从文自己，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去台湾！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去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他过去不曾依附过国民党政权，即便在抗战时期，湖南省选他为参议员，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自然更不会对它心存任何幻想。

　　然而此时，正有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心里起了疑惧，感到一种不平。随着1949年2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和新的政权的建立，这种疑惧与不平逐渐变得强烈起来。

　　他想起一年来见于报刊的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批判。“清客文丐！”

　　“地主阶级的弄臣！”

　　“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严厉责备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在沈从文耳边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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